公知本来是指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好词儿，被统治阶级简写后，来定义一些人。
老百姓呢，并不特待见这个简写，经常讥讽一下，意思就是这些忧国忧民者恰恰又享受着养尊处优，这令人不平衡。
以前国民党时期，鲁迅也拿高薪，但给工资的不是国民党，是报纸杂志，而当时的报纸之流并不是国民党控制的。
老百姓呢，不能说非常喜欢也不是非常不喜欢现在的公知。
举个例子吧，如果经济下行，需要动到体制内的蛋糕了，大概就是事业单位先开始。
一旦敏感地闻到这种苗头，我猜不少大学教授就会先开始唱唱“折中歌”了，什么中国不能左也不能右；伪君子也不是不可接受；什么暂时支持，以观后效；什么种种看似客观的言语就要冒头了。
所以素来，我喜欢钱钟书和杨绛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堂堂的大学教授，高知，模范，学者，敢和邻居吵架和打架呢。
真性情，那性情未必是好，或许心眼小，或许生理周期频繁，或许性格缺陷，贵在一个真。
那日看到一篇古代人写的，觉得甚妙，大致意思如下吧：
能说或能写，而自己又能做到的，是国宝，国之栋梁、人才！
不善表达，但能要求自己做到的，是国器，可以重用。
能说或能写，但自己做不到的，是国用，是可以用人所长的。
能说或能写，却做的相反的，是国妖，除妖是国民责任。
这可不专指公知，上至权贵，中至知识分子，下至普罗大众，都可当面镜子自己照照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