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公之于世的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献是《随军西行见闻录》

中国最早的公之于世的关于世界最长行军“红军长征”的纪录是《随军西行见闻录》。

此记录的作者为“廉臣”。

它是遵义会议后陈云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时用化名于1935年秋发表的。

这篇约3万字的长文，是至今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性资料。

有人说，是美国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也有人说是王稼祥于1936年初在苏联治伤期间，最早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其实，斯诺的书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是在英国，时间是1937年10月（因其为英文版，在世界传播影响范围比《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大一些）；而王稼祥在苏治伤时间也是在1937年。这都比《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要晚一年多时间。由此可以说，是陈云首次比较全面地把英勇卓绝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事迹向世界人民宣传的。

陈云是于1935年秋在莫斯科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他化名廉臣，以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随军医生，又在红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红军医生的假托身份，叙述了红军从准备长征到出发，历尽千难万险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况。作者（医生）也正在这时被“冲散”，在朋友帮助下及时回到“家乡”。在当时情况下，作者之所以以这样的身份来写作，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一是医生易接近红军上层领导，这样可以叙述从上层看到的一些红军长征全局的情况，又因系医生，未能参加决策活动，因而也可以避免谈一些党内机密（如遵义会议等）；二是可以从中间立场上来反映红军长征历史，可以从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作为中，宣传共产党得民心的事实，从而攻破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谰言，又可以从一个在国共两党军队中工作过的人员身份，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呼吁国共再度合作抗日。这样有利于向世界上不同观点的人宣传，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传播。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最早于1936年春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该刊是我党领导的一个宣传阵地。同年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从现有资料看，这是第一本问世的长征专著。1937年3月，王福明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曾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列于书后，并附有照片、歌曲和红军长征路线图。1938年，《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首次在国内出版单行本，书名改为《随军西征记》，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1949年6月，又以原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群众图书公司发行。这时上海刚刚解放，此书的出版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外，抗战初期，有的人以为廉臣和斯诺都是美国人，也有的将廉臣的书和斯诺的书当中一些片断合编为小册子出版。如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时，署（美）廉臣著《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时，署（美）史诺廉臣等著《长征两面写》，以上是《见闻录》出版的第一阶段。

该书出版的第二阶段是建国后至1984年。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就收进了《见闻录》。1958年2月，此书再版。1959年，此书以《长征》为名在莫斯科出版，《见闻录》亦作为《长征》的第一篇收在书中。此外，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中也选录或摘录了《见闻录》一文。如1983年由《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合编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中，就摘录了该文。

该书出版的第三阶段是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同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一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见闻录》全文。同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了该书的单行本。此后，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也多以作者陈云之名收录或节录该文。1986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过云南》中也以同样署名节录了该文。但也有仍署廉臣之名节录该文的，如1985年3月编的《红军长征在黔西南》一书。

《随军西行见闻录》从署名廉臣发表到公开作者陈云之名发表，这固然有历史档案保管和公布年限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见证。《见闻录》以廉臣之名发表，是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该文担任特殊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建国后，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也不宜立即公布作者的真实姓名身份。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约3万字。文中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描述了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中旬由江西兴国县出发，至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历时8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的长征历史。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全文以一半的文字描述了红军在长征中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并取得了乌江、遵义两大战役的重大胜利；红军官兵同甘共苦，团结一致，跨越万水千山，越过人迹罕见的老山界，翻越了高寒的大雪山；红军智勇双全，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红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模范带头作用。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祖涵、徐特立等领导人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谈家常话，将马让给伤员骑，与指战员们同时宿营路边等动人的事迹。

二是通过历史事实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文中虽然没有从正面描写遵义会议，但作者通过事实，宣传了这次会议精神。如文中不仅对会议前的毛泽东作了不少记述，而且对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更倾与了浓重的笔墨，并以四渡赤水的灵活战术为例，宣传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三是用约1/3的篇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爱护人民、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动事例。同时，也揭露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难生活。作者写道，贵州人民深受军阀压迫，民不聊生，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红军一到贵州，就将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无偿地分给广大贫苦人民，红军领袖毛泽东“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乌江战役中被俘的黔军伤兵不仅由红军卫生部担架队抬着走，而且朱德总司令到卫生部病房看望红军伤病兵时，还慰问了被俘的黔军伤兵；对俘虏的黔军进行宣传教育，许多俘虏自愿加入了红军，凡不愿加入红军者，则发路费送出红军警戒线。红军对少数民族人民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争取各民族解放的口号，取得了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一路上许多汉回苗民加入红军。

四是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倡议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作者随红军长征时，党虽然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主张，但党的“八一宣言”还没有发表。到莫斯科后，作者了解了全局，因而在文中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宣传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文中用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事实，说明国共应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必要。在叙述朱德召集被俘的黔军中上级军官谈话时，宣传了红军抗日主张，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在记述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谈到我党我军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最后在文末以近千字的篇幅，从时代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趋势，论述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以其在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政治家的政治眼光和思想水平，以其亲历的见闻以及距离长征时间很近所具备的历史真实性而写作的这本长征专著，无论在国内和国外，还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其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