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近现代船舶修造业起源于广州黄埔
柯拜船坞（Couper Doch），是位于中国广州市长洲岛（今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北部的一处船坞，以建立者约翰-柯拜（John Couper）命名，在其基础上成立的J.C.Couper & Co.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资企业，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个造船坞、中国近现代造船工业的开端。
1845年，大英轮船公司职员，苏格兰人约翰-柯拜被公派到广州任公司代表，他在长洲岛原有的一些土船坞的基础上开展船舶修理业务，建立了一个石船坞，被称为柯拜船坞。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柯拜船坞被捣毁，柯拜本人也被广州民众虏去，不知所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国胜利告终后，清政府被迫向柯拜家族支付12万银元作为赔偿，1861年柯拜之子约翰-卡杜-柯拜便利用这笔赔款建立了J.C.Couper & Co.，将船坞扩建为4座，其中1座于1862年建成，位于现黄埔造船厂内，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西侧约20米处，坞长167.64米、坞口宽为24.38米、深5.19米，四周用花岗石砌成。
坞的两边层叠著一级级石阶梯，坞口向着新洲河道，为正北方向。此坞有两道浮门，分内外两区，可供两艘中、小型船只同时入坞，或一艘5000吨的轮船入坞修理。这个船坞在19世纪60年代被称为“中国最大的石船坞”。
1863年，约翰-卡杜-柯拜将船坞出售给怡和洋行等财团，成为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的资产，及后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出售船坞予两广总督刘坤一，集中发展香港船坞。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埔造船厂开挖地洞和隧道时，将船坞填塞了近四分之一。后来又在坞前修筑马路。船坞现在剩130.2米，已不能与珠江相通，而且两道浮闸已被拆毁，失去修理船只的作用。
柯拜在黄埔的工作没开展多久，他的儿子——约翰·卡杜·柯拜便也来到了黄埔。小柯拜也是个船匠，他很有创业精神，同时也是个现代化生产的提倡者。小柯拜认为父亲工作太受限制：尽管现在老柯拜是船坞的监修人，但是管理权却依然握在那些在小柯拜看来食古不化、只会成为现代化生产的阻碍的村庄长者手里。因此在小柯拜认为应该尝试着去租赁一些船坞然后将其完全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
对于柯拜父子后来租赁船坞及至自己建坞的建设资金，有国内材料认为他们很可能是一方面用轮船公司应支付的修理费来支付船坞的租金和工人工资，另一方面老柯拜通过他所担任的大英轮船公司和中国船坞所有者经纪人的独特地位，一边向公司提高修船费用，一边又压低船坞佣金和工人工资的手法来得到的——就像当年一批闯入中国土地上的“冒险家”巧取豪夺而成为暴发户的洋人一样。但在沃斯汀·柯特斯书中的记録却不同：
首先是在到达黄埔几周后，小柯拜和一个美国人詹姆斯·罗欧结为拍档。他们一起合伙“租赁”了一个地处黄埔岛尾端、离老柯拜工作的泥坞不远的船坞。他们合作了九个月。之后罗欧出走，并带走了资金。小柯拜失去资金后撑了不到一年便被迫宣布破产。罗欧后来自己租赁了一处船坞，成为第一个做出尝试的美国人。
罗欧租赁的船坞归坞主阿蒙所有。阿蒙在黄埔是个很有份量的士绅。他是坞主中最富有的一位，拥有多个船坞。罗欧认为自己作阿蒙的承租人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为其打工的雇员而已。于是一年后，罗欧把事业转移到了长洲岛，在那里他建立了丹麦人岛船坞公司。
小柯拜尽管破产，但却得到坞主阿蒙的欣赏。他帮小柯拜偿清了债务，并要小柯拜来管理他手下最主要的一个船坞——木质的黄埔干坞，也就是日后的“柯拜船坞”。
该船坞的所在地位于长洲岛上黄埔水道与新洲水道的会合处。岛上的长洲村建于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长洲以曾姓为多，其次为邓、周、林、倪等世袭姓氏。其中曾、邓、林姓氏建有宗祠。按沃斯汀·柯特斯书中对阿蒙的描述来看，他很可能属于岛上的这几个大姓之一。
六个月后，阿蒙去世。根据他死前留下的字据。他的土地分给了他的子孙。而黄埔干坞则被赠予了小柯拜。阿蒙将船坞遗赠给小柯拜并不违犯中国的法令。因为中国法律的制定根本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这实际上等于是小柯拜钻了中国法律的空子。
小柯拜对船坞进行了改造，将其建成第一个石质干船坞。这个船坞被命名为“柯拜船坞”。该坞用的石料为花岗岩。坞口设有浮阀门。全长300呎，坞口宽75呎，能进入吃水17呎的船舶。在船坞后面的小斜坡上，还设有一滑道，供造新船下水时放绳索滑入坞内。造价估计约7万元。
皇家海军、大英轮船公司以及其它一些当时第一流国际船舶业的船只都成为柯拜船坞的常客。当时英国轮船到远东的航程日期已大大缩短，船舶进坞修理周期也愈来愈短。修理量的迅速增加也扩大了船坞的利润。
除了船舶修理外，小柯拜还开办了造船业务。第一艘下水的是1856年春季的“百合花”号，总长54米，宽67米，排水量约1000吨。 这艘船也是当时在中国建造的最大的外国轮船，中国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可与之相比的船只出现。此后他还建造了一艘小型蒸汽船“奇迹”号，用来开设一周三次往返香港和澳门的航线。由于有了蒸汽船，因此运费比起其它竞争者来要低得多。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小柯拜又建造了两艘蒸汽船。
有些资料认为柯拜船坞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及第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厂，早上海江南机器局20年，是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但是，早在1843年2月7日英国人林蒙船长便在香港东角地方开设有林蒙船坞。香港殖民政府直到1843年6月26日中英《南京条约》正式换文后才宣布成立。在此之前香港在法律上仍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严格算来林蒙船坞才应当是中国的第一家外企。但无论如何中国近代船舶修造业都起源于黄埔长洲、深井一带的黄埔泥坞，以及外国人开设的花岗岩船坞。这里也产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以及第一个工会。
从中国业主手中“租赁”船坞营业，然后自己则作为“临时过客”住在江中的船上——柯拜父子开创的这种“模式”很快得到了大批的追随者。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汤马斯·肯特建立的旗记船厂，英国人建立的于仁船坞公司。到1852年，黄埔形成了柯拜、旗记、于仁三家大型船厂。以至后来形成了这三家船厂共同垄断黄埔的船舶修造业。那些住在江上的洋坞主们甚至还组成了社区。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所有的黄埔船坞都被置于了洋人的经营之下。
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在政府的眼皮地下大搞船舶修造业，而清朝官员却并没有对此多加干涉，其原因还是在于船舶修造业其本身的性质。就市场导向而论，外资的船舶修造业属于“自给工业”，即在中国的洋人为其本身需要而创办的工业。1841－1894年间洋人在中国所办的自给工业共有49家，其中船舶修造业就占了25家之多。对于这类工业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太多的拒斥。直到其后洋人逐渐发展与中国外销品有关的工业，才开始受到中国方面的扺制。此外中国抗拒的外资工业，主要还是使用机器大规模进行的工业，早期对小厂的限制并不多，故在1895年以前，洋人能于各地建立工厂百余。由此可见外国人在中国兴厂创业早在《马关条约》之前便已经小规模地出现了。这种在外企中产生的外国雇主与中国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构成了近代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全新中外关系。洋人以往连轿子都不准乘坐，如今成为了中国土地上的老板，这不能不说是对夷夏大防的一个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