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界顶级数学期刊《数学年刊》接受最快发表的论文的作者是中国人张益唐

张益唐的故事之所以特别轰动的原因在于，作出巨大数学贡献的他已经接近60岁，之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讲师。

2012年7月3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张益唐在科罗拉多州好友齐雅格家后院抽烟，20多分钟里他有如神明启示般的想出了主要思路，找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特别突破口。

2013年4月17日，一篇数论论文被投递到纯粹数学领域最著名的刊物《数学年刊》。不到1个月，论文所涉及领域的顶级专家罕有地暴露自己审稿人的身份，信心十足地向外界宣布：这是一个有历史性突破的重要工作，文章漂亮极了。这位评审人就是当今最顶级的解析数论专家亨利-伊万尼克。

顶级专家的高度评价被科学界的泰斗级期刊《自然》敏锐地捕捉到了；2013年5月13日，《自然》催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哈佛演讲。这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学术界的“隐形侠”，第一次站在世界最高学府的讲台上，并告诉世人：我走进了世纪数学猜想的大门！哈佛的讲台下面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演讲内容被即时传到网上，网上不少人在刷新网页等待最新消息。

2013年5月14日，《自然》在“突破性新闻”栏目里，宣布一个数学界的重大猜想被敲开了大门。5月18日，《数学年刊》创刊130年来最快接受论文的纪录诞生了。

世界震动了！5月20日，《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了这个华人学者的工作。文中引用了刚刚卸任《数学年刊》主编职务的彼得-萨纳克的讲话：“这一工作很深邃，结论非常深刻。”5月22日，老牌英国报纸《卫报》刊登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鲜为人知的教授在折磨了数世纪数学精英的大问题上迈进了一大步。印度主流报纸把作出这一非凡贡献的人，与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相媲美。

这位作出重大数学突破的就是张益唐，由于对数学界最著名的猜想之一孪生素数猜想的破冰性工作，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大学讲师跻身于世界重量级数学家的行列。

孪生素数猜想 变大海捞针为泳池捞针

远在中古时代，人类社会就产生了自然数的概念，人们也因此创立了一个古老而漂亮的数学分支：数论。数论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素数，指的是那些只能被1和其自身整除的数，比如5、7、11、19等。

张益唐所做的工作和素数有关，尤其和所谓的孪生素数有关。孪生素数是指差为2的素数对，即p和p+2同为素数。前几个孪生素数分别是（3，5）、（5，7）、（11，13）、（17，19）等。100以内有8个孪生素数对；501到600间只有两对。随着数的变大，可以观察到的孪生素数越来越少。2011年，人们发现目前为止最大的孪生素数共有20多万位数。但这个数后面再多找一对孪生素数都要花至少两年的时间。

那么会不会有一天再也找不到新的孪生素数对呢？数学家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几百年前就有个孪生素数猜想：有无穷多个素数p，使得p与p+2同为素数。但至今人们都不知如何证明这个猜想。

张益唐在《数学年刊》上发表的这篇题为《素数间的有界距离》的文章，证明了存在无数多个素数对（p, q），其中每一对中的素数之差，即p和q的距离，不超过七千万。

如何理解张益唐的结果呢？诺丁汉大学物理教师安东尼奥·帕蒂拉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假如在素数王国里素数只能找邻近的同类结婚，那3、5、7、11这种小素数找对象都很容易。但是素数越大，对象就越难找。但是根据张益唐的发现，素数和下一个素数的距离，应该小于或等于七千万。孤独的数字不会持续孤独下去，总有另一个素数与之匹配。换言之，对于“大龄光棍”素数来说，七千万步之内，必有芳草。

七千万听起来是个巨大的数字，但在数学上只是一个常数而已。虽然它和孪生素数猜想的距离为2的结果还有十万八千里，但用张益唐的方法把七千万缩短到几百以内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实际上，在文章被公布于众后，短短的一个月以内，七千万就被菲尔茨奖获得者陶哲轩发起的网上讨论班缩小到六万多。

张益唐起到的作用就是把大海捞针的力气活缩短到在水塘里捞针，而他给出的方法还可以把水塘捞针轻松变为游泳池里捞针。也许最后变成在碗里捞针还需要一些再创新的工作。但给出了这一伟大框架已经是让全世界数学家瞠目结舌的壮举了。

非凡探索路 演绎一个数学神话

张益唐的故事之所以特别轰动的原因在于，作出巨大数学贡献的他已经接近60岁，之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讲师。为了潜心研究数学，他几乎把自己与世隔绝，在美国的偏远省份“潜伏”下来。他的妹妹曾在网上发寻人启事寻找哥哥。当时在美国当教授的老同学给他妹妹回了个电邮，表示他哥哥健康地活着，在钻研数学呢。

张益唐于1955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平湖市（今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他1978年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北大1977年没有招生，所以他是北大数学系“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

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了数学家陈景润刻苦钻研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的真实故事，一时间陈景润和哥德巴赫猜想变得家喻户晓。像那个时代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张益唐也是被徐迟的文章、被陈景润的故事、被哥德巴赫猜想引导到数学系，以致终身投入到数学中去。

4年的北大学习为张益唐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那时的北大教书育人之风极强，最顶尖的教师都在讲台上耕耘。北大也有很多眼界很高的老师，学富五车，但不轻易落手写小文章，可谈起大问题颇为津津乐道，这让年轻的张益唐“中毒”匪浅。这也奠定了他一辈子只做大问题、不为小问题折腰的风格。张益唐也是1978级公认的数学学习尖子。

张益唐1982年毕业后跟随著名数论专家潘承彪读了3年的硕士。潘承彪的哥哥就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大学前校长，因在哥德巴赫猜想方面的工作而闻名的潘承洞院士。潘氏兄弟也是北大数学系校友，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非凡的精彩。

张益唐总是说在潘承彪的指导下他在北大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数论基础。

1985年，张益唐来到了位于美国的名校普渡大学读博士，成为抗日名将孙立人和物理学家邓稼先的校友。

但张益唐在普渡的六七年是不堪回首的时光。他在美国的导师是代数专家莫宗坚。张益唐的研究课题是导师的专长——雅可比猜想，但苦干了7年，得到的结果乏善可陈。眼界极高的张益唐不屑把博士论文结果整理出来发表。更糟糕的是，他和导师的关系糟得一塌糊涂。这里有学术上的冲突，也有性格上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