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知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是《何君阁道拓》

东汉初年的《何君阁道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件重要作品，南宋洪适《隶释》最早著录此铭，称“此碑蜀中近出。毗陵胡世将承公，好藏金石刻，绍兴己未年帅蜀，尚未见之。”

案之《宋史-胡世将传》，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胡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绍兴十一年秋起复，未几，疡发于首而致仕。《何君阁道铭》发现当在公元1141年之后。《墨宝》载“此碑出于绍兴辛未（公元1151年）”，大抵不错。

（图：2004年在四川荥经县发现的东汉摩崖石刻——《何君阁道拓》）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刘球纂成《隶韵》十卷，犹收入《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所用文字，而绍熙甲寅（公元1194年）年晏袤跋《开通褒斜道刻石》，则称其“与《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今何君碑不传。”

看来，此碑出土后43年间，已遭遇出而复晦、不得相传的逆运。估计宋元以来此石拓本甚少，藏者珍稀而秘不示人。光绪十三年荥经名士汪元藻请沈贤修以《金石索》为底本（有学者定此本伪刻）重摹刻碑，立于县学。

邓少琴先生抗战期间作《益部汉隶集录》，收入此摹刻之双钩本。及至20世纪80至90年代，堪称巨制的《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商周至秦汉书法》卷、《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二册，皆未能收入《何君阁道铭》拓本图版，《秦汉刻石文字要目》则称“原在四川绵竹，久佚”。原璧不可见，实为中国书法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一件憾事。

2004年3月在荥经县（今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烈士乡境内，发现汉代摩崖石刻，经论证确认为《何君阁道铭》原刻，真乃地不藏宝，贞石重光，为南方丝绸之路重镇严道古城再现了一大亮点。

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

距今1900多年的东汉“何君阁道碑”，石碑完好无缺，52个隶书字清晰、雄浑。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其记载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

“何君阁道碑”被一个上凸下凹的岩石腔保护着，免受了风雨侵蚀，至今保存完好。“何君阁道碑”呈正方形，边长约0.8米，碑文记载了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蜀郡太守何君令人在此修建古栈道的事迹。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

“何君阁道碑”不仅是研究古代栈道修建的珍贵文献资料，同时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研究上，也是极其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而且这块摩崖石刻的发现还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对研究西南地区的交通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人王象之《舆地碑目》载“其碑在荥经县西三十里，景峪悬崖间，巽崖李焘有跋”，原刻重现处与记载相合（李焘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惟其跋刻石，今尚未见），只是荥河新建水坝，水位升高，使往昔难以攀援的悬崖容易接近了，也才有此再发现。今见刻石文字，与宋代洪适《隶释》卷四所载基本相同，某些较特别的字形如“尊”、“袤”，则与刘球《隶韵》所刊一致。其铭曰：

“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此铭刻于古栈道首段左侧石壁上，下临荥江，铭高65cm，宽73cm，周有边框，字大如拳，凡七行，行八字、七字、六字、九字不等，随字之笔画多寡而异，错落有致。圆笔中锋，结字宽博，时见篆意，故洪适称其“字法方劲，古意有余”。

《何君阁道铭》虽用圆笔，而结字力求破篆体之圆而立隶书之方，波挑之法尚不娴熟，但笔力雄健，气势夺人。书者有时似乎在不经意之间使用篆字，如铭刻中最大的一个字“尊”，即纯为篆体，与汉印所用相同，“舒”字偏旁“予”，“鲔”字偏旁“鱼”，亦甚似缪篆，“有”上“又”旁凡三笔，亦用篆法。这反映了隶书依依告别篆体，自身走向成熟前夕的一种现象，完全不同于东汉晚期某些碑刻有意以篆体入隶。

所以，《何君阁道铭》可谓西汉至东汉隶书发展转折点的一个标志，洪适称“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元代郑杓《衍极》卷下认为：“汉碑三百销蚀亡几，何君阁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见古人面貌。”清代学者黄生称《何君阁道铭》“盖碑刻之萌牙，故简质如此云。”康有为指出，此碑和《褒斜》《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这些看法都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