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的农村卫生组织建于河北定县

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的农村卫生组织建于河北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

1932年，定县的卫生保健模式建立，到了1934年，有八十位村医到位。一项村医医疗水平调查显示，95%的治疗正确。其他十二个省陆续开展．中国后来采用医疗保健自由市场制度。Carl Taylor评价道：“悲伤地看到这个伟大的系统消失。现在的中国医疗和美国一样不平等。”

1932年冬天，协和毕业生陈志潜坐上火车，终点是距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定县。从这天起，这位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将要脱掉“白大褂”，换上“灰长衫”，把他从协和课堂上得到的知识，运用在农村的试验场。那时的陈志潜，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协和精英”在走出医院走进胡同之后，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关注民生，从城市走向了中国农村，一场关注中国农村的医疗保健变革开始了。日后中国大力搭建的农村三级保健网也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的定县，已是晏阳初等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试验场。“平民教育运动”最初是为扫除文盲发起的普及教育项目。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晏阳初是主要倡导人之一，他“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也不发财，把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教育劳苦大众，是一种使命，也可以说是教育的革命。要为这革命而出家，抛弃荣华富贵”。但在运动开展不久后，便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

当农民饥饿、愚昧、贫苦、多病，加上其他问题并存时，教育只能充实头脑，并不能填饱肚皮，教育必须和其他的社会工作结合。1929年，在美国的MILBANK纪念基金会赞助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等人，在河北定县创办了“平民促进会”。

定县平民教育就像是一个“社会实验室”，分别针对中国农民的四大弱点：愚、贫、弱、私，设计出针对性的实验方案。由于这四大病症相互纠缠在一起，难以简单剥离，所以这场试验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彼此照应的综合运动，不能抽离出来单独开展。医学改造，同样也无法从其他三个系统中孤立出来单独进行。

开展公共卫生，灌输医学与公共卫生的科学知识，防治疾病，成了定县乡村建设的一部分，与普及教育、建设经济并列。

陈志潜到达贫穷的定县时，驴和笨重的两轮马车，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少数人拥有自行车或租用人力车。很快，协和医学博士陈志潜，学会了骑着毛驴前往定县的各个村落去做调查。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面对眼前一片农村，想赋予医学更多、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陈志潜模式和陈志潜自己，就这样日后成为“定县主义”的一部分。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用她带有浓重“中国情结”的文学化语言描述：“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陈志潜制定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陈志潜曾说：“我一生中许多最美好的年代，是与兰安生的思想和理想紧密联系的。”
年轻时，在听过兰安生的演讲后，陈志潜吃惊地发现这节叫做公共卫生学的课程，与协和医学院之前的传统课程完全不一样。1928年，兰安生与晏阳初相识，也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相识。当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已进一步丰富，以“四教三式”为核心。具体来说是：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为实施“四大教育”，晏阳初创造了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方式，形成了完整的乡村改造思想体系。一直执著地主张医学社会化的兰安生，满怀热情地邀请晏阳初来协和，给医生们作一次来自真实的社会课堂的演讲，内容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晏阳初对着那些协和医学骄子说：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

会后不久，兰安生推荐自己的学生去定县。他第一个推荐的是协和毕业的医学博士姚寻源，主持定县卫生的实际工作，建立协和在农村的公共卫生教学基地。陈志潜是第二个前往定县的协和毕业生。陈志潜毕业后，获得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回国，以北京协和医院讲师的身份，继任中华平教会卫生教育部主任，为协和医学生、护理学生，建立一个更广泛意义的、代表农村卫生的公共卫生实习基地。他举家前往定县，和其他同事一样住在老乡们的简陋房舍中。

骑着毛驴去定县各村调查的陈志潜，面临的现实是：四十万人口，80%是文盲，全县一所中学，每人年均收入五十元，医药费约三角。全县近五百个村庄只有一半有传统的小草药店铺和少数传统医生。只有县城里有二位开业医生，都未接受过医学训练。平均死亡率每年达35%，30%的农民在死亡之前，没有得到过任何医药帮助，婴儿死亡率高。
在详细分析了定县的经济现状后，陈志潜认为：在农村，每个农民每年只能花费十美分用在现代医疗保健上。他必须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在每一千个农民的身上仅花费一百美元，还取得成效。而一位缺乏深度医疗训练的卫生人员，是不是也能有效应付日常疾病呢？陈志潜思考的答案是：从村庄中挖掘出来自村民的卫生工作者——他是本村人，少量的基本培训，一个急救套装盒，几种基本药品，在工作时接受村卫生站和区卫生站的指导。

兰安生和陈志潜，都与“公共卫生”这个新名词有关。在中国公共卫生的历史上，各自有自己浓重的一笔。从临床医学到预防医学，从城市到乡村，“兰安生模式”是一种城市行为，而“陈志潜模式”使得预防医学在乡村中扎根。师生二人，以协和为起点，各自赋予了“公共卫生”在中国城市与乡村中的深刻含义。

兰安生用本土化的智慧和整体计划执行力，给中国医学教育带来了公共卫生的新思想，在北京东城开辟了如何进行公共卫生的示范区。而陈志潜，因为与“平民教育运动”的无缝接轨，在面向农村卫生问题时，并没有把在北京东城的城市场景生硬地搬到农村，因为“科学”和“商业”有可能会妨碍西医在农村的普及。定县实施的医疗实践，与乡村社会四大病症改造的其他运动一起，彼此密切联系，进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陈志潜考虑得更多的问题是：医疗的低花费高收益、医疗技术简易培训的本地性。如果不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兰安生的城市三级保健模式，到了乡村很可能就被简化成“二级模式”。

陈志潜认为发展定县的卫生，需自下而上建立从村到区到县的卫生网，所有经费平均下来必须低廉。他先在村里建立保健院，由村里经过简单培训的保健员宣传疾病预防，进行种牛痘、井水消毒、皮肤外伤消毒，简单记录村里的出生人数、死亡人数、死亡原因，需医生诊断的及时转到上一级。保健员是本村推荐的农民，因此为村民信任，平时简易的卫生工作不收钱，也受农民欢迎，给保健员购买一个保健箱的花费也不大。

在村以上设乡保健所，配一名保定医学院毕业的保健医生，既受过正规训练，又离家近。每天上午门诊，下午巡访保健员。保健医生有诊断常见病的能力，比保健员更偏重于治疗。

在县城设县保健院，设有五十张病床、急诊室。乡保健所不能解决的送县保健院。

一张定县三级卫生网形成了，而整个卫生网所用经费平均下来，每人每年仅一角，达到了“一切从经济上村民能否负担出发”的预期结果。这张带有民生思考色彩的保健网，体现的是将西医应用于乡土中国后，简化西医的行医手段，向现存的社会组织中注入新机制，来提高公共卫生的有效性。有两个例子可以印证这张保健网是否有效。20世纪30年代，天花在中国严重流行，许多地区试图用预防接种阻止传播，但由于没有网络，终告失败。但在定县，首先经过调查掌握高危人群，然后入户为最需接种的人进行预防接种，结果当周边地区发生天花流行时，这里却安然无恙。另外一个例子则是，1934年整个华北地区发生霍乱流行时，定县只出现了很少例数的霍乱病人，这些病人在医院里都得到了治疗。

费用低廉的问题解决了，但和农村传统习惯对抗的西医“科学”色彩，也给陈志潜带来了阻力，比如妇幼保健。在当时的定县，孕妇生子是由接生婆用旧法接生，村民既不愿意接受也不信任外来的年轻助产士。即使少数年轻孕妇想去县、区卫生中心由合格的助产士分娩，孕妇的婆婆们也常极力反对。在杨崇瑞领导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创造了以新法训练旧产婆的经验基础上，陈志潜决定选择农民的女儿和媳妇加以训练。年轻人接受新法快，没有旧法的拘束，加上来自农村，又能避免农村人的抵触与对抗。

1932年，定县的卫生保健模式建立，到了1934年，有八十位村医到位。那时的一项对村医的医疗水平调查显示，95%的治疗是正确的。后来在其他十二个省陆续开展了类似的项目。1935年，保健工作不断深入、扩大。作为定县卫生局主任的陈志潜，亲自参与了第一批卫生员的培训，并拟定了一份教学大纲。根据当时社会卫生情况，列出十条：如个人清洁（当时沙眼、皮肤病比较普遍）、妇婴健康（由于贫困，母乳淡而少，提倡母乳加豆浆）、种牛痘（控制天花）、改良水井、简易消毒……作为必须学会的项目。学习告一段落后，每人发给保健箱，其中有十种备用药物与工具。由于这些村医学员们为了听课要步行很远，而且家里又有很多农活要做，所以培训课只能紧凑地安排为十天的课程。

后来陈志潜回忆：1932年至1937年是他一生工作中最畅快的时期。“那时我才二十九岁，精力强，白天晚上工作；领导支持，同事团结，我能按照自己一系列想法，一一付诸实践，看到开花结果，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约翰斯-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UNICEF驻中国代表Carl Taylor，在他的书中如此评价定县成果，“是注重在改变行为的简单方法，而非治疗疾病的药品，给农村的医疗健康状况带来了革命”。

后来定县卫生保健的覆盖，扩展到了将近五十万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坚持了下来，并启发了后来的中国农村三级保健网和“赤脚医生”模式。可以这么说，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的农村卫生组织”，启发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变革性公共卫生，特别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它的核心元素，其实正是几十年后1978年 WHO（世界卫生组织）基本医疗保健报告中的阿尔玛—阿塔（Alma-Ata）宣言中提到的“全面的初级卫生保健”，在陈志潜四十年前的定县实验之后，这方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可增加的了”。

让人玩味的是，阿尔玛—阿塔宣言是在中国结束它的“赤脚医生”系统之后诞生的，中国后来采用了医疗保健的自由市场制度。对此，Carl Taylor评价道：“很悲伤地看到这个伟大的系统消失了。现在的中国医疗和美国一样，不平等。”

在九十八岁时，陈志潜回首往事：“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现了两大特点，第一是密切结合中国情况，第二是勇于创新，就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创新。”

从1932年起，协和医学院每年都会安排四年级医学生分批到定县，实习时间为一个月，独立进行实地调查，亲密接触农村的卫生问题，他们参照定县已有的卫生措施，找出解决办法，作为以后进行教学和实际工作的参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定县的医疗卫生体系。像邓家栋、叶恭绍这样的协和学生，都曾去定县公共卫生学基地实习，有的影响是可见的，有的影响则不可估量。在协和毕业生中，后来有一大批成为卫生事业的领导人。

如老协和这样的公共卫生学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场所，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它丰富了医学的教育原则——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相结合。她甚至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学教育。在来定县参观的国外客人中，有南斯拉夫卫生部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卫生教育专家、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洛氏基金会公共卫生专家和著名记者斯诺夫妇……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医学校，陆续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