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最早出洋的科学家是马复初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候起，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我国学术界十几年前一度探讨：近代中国谁是第一个去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众说纷纭。《中国机械报》1984年第10期载文称，徐建寅1878年赴德，“是我国最早出国的科技人员”。《自然讯息》1988年第3期发表文章，认为近代最早出国的科学家是黄宗宪（1877年赴英）。《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2期基本给予肯定。至于出国留学生，杜石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所载，以容闳（《西学东渐记》作者）、黄宽等人为最早（1847年，作为大清帝国首批官费“童子”留学生赴美）。
事实表明，近代我国最早出洋的科学家是回族穆斯林学者马复初（1794－1894），原名德新，经名郁素福。他于1841年出国研究天文学，在伊斯坦布尔访问期间，曾以中国穆斯林学者身份，应邀作为贵宾出席奥斯曼帝国皇帝麦吉德（1839-1861）为“皇姊下嫁”举行的盛宴。
可见马复初出国比上述人员的出国年代早得多，有他撰述的《环宇述要》、《天方历源》、《朝觐途记》为佐证。当代白族学者李晓岑在1994年《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3期发表《回历〈环宇述要〉研究》一文，全面剖析了这部著作的各种论据，强调这一部著作与另一部《天方历源》在明、清回回历法的研究、哥白尼学说的介绍、恒星行星观测以及太阳黑子分布图、月面图、五大行星表面图的绘制等方面，颇具特色，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一部有广泛影响的我国少数民族科学家的天文专著。
《朝觐途记》就是马复初19世纪40至50年代漫游阿拉伯世界的见闻录，原稿是阿拉伯文，公元1861年由作者的门人马安礼译为汉文在昆明刻板问世，板存昆明南城清真寺。1980年3月，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抽印”，载入《云南史料丛刊》（二十二辑）。198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注释出版。
马复初在《朝觐途记》开头写道：予于西历迁都（伊斯兰教历）一千二百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乃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诚意朝觐，偕诸商人向阿瓦（缅甸）而行……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出中国界，经一巨城名九龙江（车里），在大江（澜沧江）滨。十二月初二日至一巨城，名曰闷径（景栋），属阿瓦。二十日至一巨城，名曰扪乃（孟乃），住五日，三十日至护博（西保），其城乃各商寓所，时年已尽。
显而易见，当时中英鸦片战争消烟未灭，中国广州对外海上交通仍被英国侵略军封锁。马复初不畏艰险，另辟蹊径，随同滇西商队马帮，披星戴月，跋山涉水，穿越素称“蛮烟瘴雨”的西双版纳地区，进入缅甸。再由古都曼德勒乘船，沿伊洛瓦底江扬帆东下，到达仰光。又由仰光乘大帆船向西航行，抗炎暑，泛重洋，乘风破浪，经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拉伯海和红海，终于在吉达港登陆，到达伊斯兰教圣城麦加，进行“朝阙谒陵”——巡礼“天房”与瞻仰麦地那“先知陵”活动。
马复初详细地记载了克尔白的建筑造型和规模：
始见凯尔白居（禁寺）中，紫禁环凯尔白，规模近乎方，左右微长于前后。面向东北，背向西南。凯尔白其形方，高于地面三丈余尺，宽二丈七，锦帐蔽之。凯尔白门倚于左旁，离地三尺余。玄石设于庭隅，在门之左，约四尺余，周围以银框之，其大约似人首。帝庭之前二十步，有以补喇欣位，乃以补喇欣修凯尔白时所践之石，石上有足迹，在一亭内。哈乃飞位在凯尔白右。古垣亦然，古垣之形若弓，高至人胸……禁庭其长左右约五十丈，共有三十九门，在十九处……禁庭有七（座）宣礼台（塔）。
在历史长河中，克尔白天房经历不少次自然灾难与人为破坏，可是旋破坏，旋即修复。马复初的记载，以及绘制的《凯尔白图》反映了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天房原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记下朝觐完成之后，克尔白天房还对外开放，容许穆斯林入内瞻礼： “驻于满克（麦加），届觐期觐礼告成后，西历正月首，开凯尔白门，众入其中，凡二日，自晨至昃，一日男子入，一日妇女入。”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马复初游历了开罗、亚历山大，伊斯坦布尔、塞浦路斯、耶路撒冷、亚丁、苏伊士等城市、所到之处，博搜典籍，采风问俗，考察阿拉伯各国的典章制度，与当地名流学者广泛接触，积极开展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后人的评价是：“目睹中华末见之经，耳闻吾国未传之道”，“凡东土遗经所脱略者，蒙昧难以臆解者，皆考证而无疑。”
1843年初冬，马复初到达开罗，访问了艾资哈尔大清真寺。他非常赞赏这座古寺的“伟丽”，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学术文化中心——艾资哈尔大学最初就是由这座寺院研究教法的57人发展起来的。
艾资哈尔大学凝结着中埃两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友谊。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复初已是第一个访问这座学府的中国学者。20世纪20年代，王静斋大阿訇步其后尘，不远万里入艾大进修，博览图书资料，历时半年之久。30年代以后，艾资哈尔大学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阿拉伯语文和伊斯兰文化的专业人才。国内外知名学者马坚、纳忠、马金鹏、纳训、张秉铎、林仲明、刘麟瑞，林兴华等人都出身于这座学府。
马复初访问埃及期间，埃及王国锐意改革，国内一派欣欣向荣。马复初对穆罕默德-阿里国王（1769-1849）赞扬备至：“王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谜思尔（开罗，泛称埃及），条建树，蓄货殖。各种技艺由甫浪西（法兰西）习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
穆罕默德-阿里是阿拉伯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任奥斯曼帝国“帕夏”（总督）期间，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坚决果断地推行一系列改革，“条建树，蓄货殖”。对于国家建设，取得不小成就。同时，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本国工业生产，所谓“各种技艺由甫浪西习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在经济上力求自力更生，摆脱奥斯曼帝国控制，争取独立。当时在极端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敢于采取这一系列措施，确是难能可贵的。
马复初赴伊斯坦布尔途中，访问了埃及亚历山大城（一思刊德令叶）。他赞赏这座海滨城市建筑极其壮丽，尼罗河与红海汇合于此，商业繁盛，通行土耳其语与阿拉伯语。亚历山大港是古希腊建筑师“湍里穆士”所设计，亚历山大的“灯塔”、波斯的“空中花园”和中国万里长城并列为“世界奇迹”。远在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城已是东西方之间商业、手工业和文化的中心。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于公元14世纪游历这个城市，他在《游记》中写道：“亚历山大港是巨大的，是世界上罕见的，只有印度的俱兰和古里港，土耳其人所管辖的苏达克港和中国的剌桐港（今泉州）堪与其相提并论。”
在亚历山大期间，马复初凭吊了中世纪阿拉伯大诗人穆罕默德-蒲绥里的坟墓。归国时携回诗人的长篇《衮衣颂》——歌颂先知穆罕默德“冠绝古今”的光辉生平，这部诗篇在阿拉伯世界久享盛誉，各种文字注释本达90余种。后由马复初口译，门人弟子马开科笔录，依照我国《诗经》风、雅、颂体例，译为《天方诗经》，历经变故，1890年终于在成都刻板问世。《天方诗经》在近代5种世界译本中，汉译本问世早于公元1894年巴赛的法文译本，更早于公元1901年格卜赖里的意大利文译本。公元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影印《天方诗经》，阿汉对照，传统装帧，作为赠送阿拉伯贵宾的礼品。充分表明远在一个世纪以前，阿拉伯大诗人蒲绥里的名篇就在中国流传，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学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马复初结束亚历山大的访问继续向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启航：乘火（轮）船，一昼夜至易思篆补（伊斯坦布尔），时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乙已，正月初五日，乃迁都（伊斯兰教历）一千二百六十一年二月，寓于波苴里母哈穆街野里母行旅舍）。
易思篆补在玄海（黑海）与鲁穆海（地中海）相会之处，名曰卖剌买海（马尔马拉海）……王都在易司喇母布，古名盖思篆推（君土坦丁堡）。时王乃尔思嫫尼（奥斯曼）之裔，买哈穆德之子尔补买支底（阿布杜勒·麦吉德（1839-1861）。每于聚礼日至都会殿（蓝清真寺），其殿皆有为王特修之所，王不与众同班。
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远在公元前657年，为希腊移民拜占廷人所建，故最早称拜占廷。公元330年，东罗马帝国攻占拜占廷，建都于此，以皇帝君士坦丁名字命名。公元1453年，青年苏丹艾哈迈德率领土尔其人攻破君土坦丁堡，改为奥斯曼大帝国首都。易名伊斯坦布尔，建国达500年之久。
因此，近两千年来，伊斯坦布尔曾是东罗马、奥斯曼这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首都，先后有122个皇帝在这里坐镇龙廷，同时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教堂，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文物古建筑比比皆是，成为世界历史名城。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处于欧洲列强环伺之下，正加速走向衰亡，与“东亚病夫”的清王朝相类似，被称为“欧洲病夫”，正面临被瓜分，风雨飘摇，大厦将倾。
青年苏丹阿布杜勒-麦吉德即位时还是一个顽童，内政外交都受到欧洲列强的控制，徒具帝国皇帝虚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