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驾轮船通过三峡的冒险家是英国人立德乐夫妇
出师不利
立德乐并不满足于在上海滩上日进斗金，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眼睛，早巳瞄准了中国的西南部，尤其是四川。四川素称天府之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自然是任何一个外国商人梦寐以求的最好的原料产地与洋货销售的市场。
英国另一位率先进入中国“淘金”的肯德就曾公开在《泰晤士报》上撰文宣称：“中国四川省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无法和它比拟的。”正当立德乐力求展布而又苦于没有机会的时候，上帝又一次对他开恩了。1876年，英国政府借口英人马嘉里在中缅边境被杀事件，强迫清王朝签订了《烟台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商埠。条约中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立德乐立即意识到：是否能驾轮驶抵重庆，巳经成为打开重庆，进入西南的关键之所在。而且他也非常清楚，倘若成功，他赢得的绝非仅仅是金钱。敢想更敢干的立德乐立即将他的想法变成了具体的行动。由于立德乐的这一行动，外国人对他交口称赞，他本人巳算是青史留名。而新中国编撰的所有近代史书中则称他是“侵略中国西部的急先锋”、“劫夺四川资源的野心家”，将他的一切商业行为都提升为政治活动，认定为侵略。
但无论怎样，立德乐也算得上一位勇敢而有才干的冒险家。1883年2月，他将孩子留在上海，和热衷于中国社会活动的妻子阿绮波德一起捷足先登，搭轮船先到汉口，因枯水季节汉口到宜昌的轮船停驶，遂改乘木船而上，经过约40天的艰苦航行，方抵达重庆。沿途所经之地，立德乐无不仔细观察，滩急水险之处，他甚至赤脚涉水与纤夫一起拉纤。如是，立德乐遂著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一书，在西方世界引上轰动。
经过这次勘察旅行，立德乐认为控制四川资源，将洋货销往四川是完全可能的。他在给英国驻北京代办欧格纳的信中说：“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又说，“川江如无轮船行驶，重庆开埠亦毫无意义。”此时的立德乐巳经下定决心，要成为第一个驾轮船通过三峡，进入川江的冒险家。
他先在宜昌开设立德乐洋行，经营进口货物和报关业务。并于1884年购置“彝陵”号轮船，载运客货，行驶宜昌－汉口航线，以便积累资金和行船经验。他把宜昌作为轮船入川的据点，在那里购买地皮，修筑码头、房栈，并在1887年筹集资本一万英镑组成川江轮船公司，在英国特制了一艘比“彝陵”号更大马力更强的“固陵”号轮船，积极准备驾轮入川。立德乐的这一行动自然得到了英国朝野的大力支持。
《泰晤士报》说：“假使立德乐成功，则七千万人口（指四川）的贸易就送上门来了。兰开夏、密德兰、约克夏的制造品就能从伦敦、利物浦经过一次简单的转运，缴付5%的进口税，直运到深入一千五百哩的亚洲心脏地带。”立德乐的家乡曼彻斯特商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来支持立德乐的行动。英国政府更是竭力为立德乐打气撑腰，驻北京的代办欧格纳就公开鼓励立德乐：“对待落后愚昧闭关自守的中国，提抽象的问题是没有用的，你只管把船造好，然后开到重庆就行了，外交上保管没有问题。”
“固陵”号在上海装配好后，便开到宜昌待发。1887年7月20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森照会清总理衙门，称立德乐此行对开发中国西南部经济有其重要意义，要求发给立德乐行轮执照，并提出“转饬沿途地方官弹压保护。”清廷即晓谕百姓，不必惊疑“，并命“水陆各营妥为保护”。不料消息传开，川江两岸群情激愤，民众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号召，强烈要求政府禁阻。因舆论将此事上升到“爱国与卖国”的高度，宜昌的中国引水与工程人员也纷纷表示不为立德乐服务。广大沿江船民，深知川江一旦通行轮船，必将打破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影响他们的生计，故而反对最为踊跃，纷纷集议，“英轮若将上驶，必聚万众决死堵截”。
川督刘秉璋紧急电奏总理衙门：“轮船入川，民情惶急，万不可行。若勉强试行，秉璋不敢保其无事，前年‘重庆教案’，何尝不是凭空而起，以致酿成大乱！”总理衙门审时度势后也认为：“川江行轮，易激众怒。”民众的强硬态度，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通知英国政府与立德乐暂时停轮上驶，并要求举行谈判。
这场交涉开始于1888年，地点在宜昌。立德乐和英国驻宜昌领事充当英方代表。清方代表是巴县知县杭国璋（阿坦），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幕后决策人乃是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经过谈判，双方共同制定出一个“行轮免碰章程”，一经公布，招来民间更为强烈之反映。沿江袍哥公口，更是奔走呼号，广发:“公片宝札”，威胁必将上驶英轮击沉在川江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双方进一步的讨价还价，终于接受了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英人赫德的建议，于1889年初达成协议，英轮十年内不入驶川江，清政府以白银十二万两收买立德乐的“固陵”轮和在宜昌的码头、房栈，并开重庆为通商口岸。这个协议清政府是十分满意的。
李鸿章曾说；“情愿吃亏，勉凑十二万买其船、栈，明知立德乐赚钱不少，实属万分周旋，姑求川江十年无事。”清总理衙门对于重庆通商的解释则是：“行轮患在坏民船，激众怒，通商患在夺商利、损厘金。然既行轮，必通商，则兼两害，仅通商，不行轮，则止一害。两害取其轻，当是中策。”“固陵”轮卖出，立德乐从中赚到了很大一笔钱，但由于既定目的没有达到，他仍然梗梗于怀，甚而抱怨英国政府：“由于英国政府迁就中国闭关自守主义的最坏方面，至使我试图开办川江轮船公司的计划遭到重大挫折。”
“入侵者”并非仅仅是攥取
经此挫折后，立德乐并不死心。为预作准备，他花重金聘请英人蒲南田率测量队，深入川江宜昌到重庆的水道，绘制航线图，并在沿江安设标杆、浮标，炸毁江中险滩暗礁（蒲南田据此写下的《川江水道》一书，迄今仍是重庆航运学校的教材）。
英国政府也给予立德乐大力支持，不仅资助他三千英磅的经费，还派遣重庆海关职员英人泰勒率领工程人员，前往云阳县境去治理险段新滩。果然，不久以后，机会又一次到来了。日本在甲午海战中大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游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其余列强根据“最惠国待遇”的逻辑，亦攫得了与日本同样的权利。《马关条约》的这顶规定，使清政府“姑求川江十年无事”的想法彻底破灭了。立德乐闻风而动，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大力支持下，先在上海订造了一艘专门试航川江用的轮船，取名“利川”。
资金不够，立德乐夫人甚至卖掉了贵重首饰与上海的房产，倾全力相助。故而当时上海报纸上称“利川”轮为“夫人”轮。1898年，立德乐巳是58岁，他的妻子绮波德巳是53岁。2月，立德乐把“利川”轮从上海开到宜昌，要求中国政府发给行轮川江执照。是时，川江船户和码头工人听说英国人又要将轮船上驶，极其愤怒，要求政府禁阻。官府既乐意英商开发西南资源，以此增加税收，然民情炽烈如火，又不能不加以考虑，被置于两难境地。故采取妥协方式，提出英轮如欲上驶入川，务必先订行轮免碰章程。
立德乐鉴于“固陵”入川失败的教训，惟恐拟订章程的交涉拖延日久，导致再度失败，断然拒绝了宜昌官府的要求，并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支持下，威胁说：“无论你们同意与否，本轮巳决定最迟2月25日启航，决不因任何方面之阻拦终止。”宜昌官府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利川”上驶，并立即昭告沿江州县加意保护。还特派炮船一艘，救生红船一只，精壮兵丁12人，水手6名护送“利川”。重庆官府也颁发布告，不许群众接近“利川”。
经过中国政府周密按排之后，2月14日，立德乐自任船长、大车，驾驶“利川”离开了宜昌，立德乐夫人则负责船上一应人员的生活安排。由于马力不足，在滩险水急地段如新滩、滚子洞、曳滩等处，立德乐只得花高价雇请船工拖拉，才得过滩。在过兴隆滩时，雇用的纤工竟多达三百余人。2月19日“利川”进入四川境内巫山县，继行至万县剪刀峡，忽碰暗礁，船底洞大如桶，满船一片惊慌，不少人叫嚷着要弃船而逃。惟立德乐临危不乱，组织人员堵塞漏洞，使“利川”幸免沉于江中，然后顺流到水势平缓处，再设法施行修补。
川江水道险恶如此，但夫妇俩非常清楚，他们此行面对的不仅仅是凶险神秘的川江水道，还有川江两岸人民的决死阻截。在巫山大峡一带，川东船户向江面上抛置大量稻草捆、杂物，绞住了“利川”轮的车叶子，使“利川”在巫峡中僵卧了整整4天。在曳滩，“利川”深夜遭到火矢袭击，团团火球像蝗虫般飞到船上。幸亏扑救及时，尚未酿成大难。在乌龟沱，“利川”被船户包围，仗着船体坚固，马力强大，在撞沉渔船两只，致死六人后，终于冲出重围。船户、渔民奔走相告，在上游郭家沱邀集数千人执篙持桨，欲与“利川”死拼。
云阳官府闻讯立即派出兵丁，强行将群众驱散。船过万县，险滩较少，为免犯众怒，再遭袭击，凡经大码头、大城镇。立德乐便穿上中国游击的官服，带上同是盛装的夫人，郑重其事地登岸拜会地方官员。此举取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论级别沿江各县官史大不过七品，而立德乐则是朝庭钦封的从三品，以从三品将军之身份拜会小小七品芝麻官，当地官员受宠若惊，敢不高接远迎？立德乐不仅对地方官员俯尊以待，还与沿途各袍哥堂口的龙头大爷笼络关系，利用他们的势力为自己扫清障碍。
经过20多天的艰苦航行，“利川”轮终于抵达重庆下游10里处的唐家沱。3月9日清晨，起锚驶向重庆。在渝的英、美、日领事组织的中外人士，以及商会同仁上百名，乘数条木船前往迎接。重庆地方政府则派遣众船列队江中，张灯结彩等候。“利川”轮驶抵朝天门码头时，江中，岸边的迎候者一齐向它鸣锣放鞭炮，欢迎立德乐夫妇的到来。重庆百姓也万人空巷地拥到江边，来看这艘他们从未见过的船——轮船。
立德乐与夫人在轮船上做完感恩节礼拜后才下船。他们巳经在陕西路买下了房子，赓即开办立德乐商行，他从天津请来了技术人员，开办了重庆第一家猪鬃行，经营猪鬃、山货等进出口贸易。随着立德乐首航川江成功，大批外国商人也纷纷涌至重庆，开办各种公司。太古、怡和等外商也争相在川江上办起了轮船公司。随着轮船在川江上下奔驶，不仅快捷，收费也比过去的船帮便宜了许多，沿江船帮因此饱受冲击，生意从此一撅不振。
由于洋纱大量涌入，并深得老百姓喜欢，传统的土纱价格大跌。但，在外商的纷纷收购下，四川的猪鬃和各种土货，却价格大涨。“利川”轮驶抵重庆一年后，仅猪鬃的价格便陡涨了27%……“利川”轮试航重庆虽然目的是为了获取大西南的资源，扩大英国产品的市场。作为商人，这样的目的无可厚非。但它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的商业贸易，同时也宣告了川江轮船航行时代的到来。因此，1898年3月9日，既记下了英帝国主义对重庆的入侵，又为重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学会了用两只眼睛看待历史的当代中国人，对立德乐夫妇这样的“经济侵略者”，似乎并不能仅仅停留于传统的憎恨和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