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位女副总理是纺织女工吴桂贤
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12位副总理，组成了国务院领导班子。然而，就是这一届领导班子中，有一位最年轻、最富传奇色彩的纺织女工，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位女副总理。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积极进行治理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四人帮”也在加紧纂党夺权，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毛泽东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当时，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而且要求是女性。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提出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秀珍。周恩来觉得不行，这样势必增大“四人帮”的势力，就提出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一人，于是吴桂贤进入了周恩来选拔女副总理的视线。周恩来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后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吴桂贤被奉召火速进京。吴桂贤到北京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要她干什么。周恩来找她谈话，她问总理：“让我来北京有什么任务?”周总理笑吟吟地说：“有大任务啊，让你来做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吴桂贤大吃一惊：“不行，不行，我干不了！”周总理说：“许多事情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会干，我这个总理也是在干中学会的，况且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呢。”在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吴桂贤以高票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图：做劳模时候的吴桂贤）
1938年冬，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今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51年，13岁的吴桂贤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独自出门谋职立业。她年龄小，个子小，无法找到工作，只好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后来又给姨妈的侄子带孩子。一天，咸阳兴建的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对外招工了，年仅13岁的吴桂贤，好奇与好胜心不能允许她自己“苟安”了，她报名应招了。当时招工规定年龄最小不得小于16岁，吴桂贤自己增大三岁，身体娇小的个头，踮着脚尖站到了招工人员的前面，人家哪里肯信！但招工负责人还是被眼前这个倔强的女孩打动了，破例招了一名“童工”。从此，吴桂贤穿上了白围兜，戴上了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工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桂贤除了有一股饱满的劳动热情外，还有一股炽热向上的政治热情，她于1955年入团，1958年入党。入党转正的那天，领导找她谈话，调她到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长。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八大代表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年长三岁，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共同切磋纺织技术，攻克技术难关，然而不幸的是，赵梦桃突然患了癌症，病重期间，陕西省委正式以她的名字将其所在纺织生产班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 1963年4月27日，省委书记主持的命名大会，身为“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吴桂贤，代表小组当场发言宣了誓。
同年6月23日，赵梦桃逝世，小组的姐妹们泪飞如雨，吴桂贤在揩拭滚滚热泪，牢记赵梦桃的遗愿，处处事事带头，团结姐妹们齐心协力，小组年年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班组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一时传遍全国纺织系统。1958年以来，吴桂贤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1964年、1966年连续两次被评选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吴桂贤吃苦耐劳，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厚道，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不久，她被推选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些老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三反分子”，吴桂贤感到很不理解，但她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保护老干部。1968年，各地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吴桂贤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吴桂贤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后，依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当时国务院分工，吴桂贤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吴桂贤心底无私，为人低调，她怎么能料到当时中国政治的云谲波诡。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游泳池召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毛泽东同开会的人一一握手，大家都坐下后，毛主席讲，回到北京，江青要求见我。我说：不见！要见，政治局成员一起见。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吴桂贤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大，吴桂贤开始还是代表资格审查组的成员。十一大召开期间，前面讨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报告时还风平浪静，当进行到中央委员人选讨论时，吴桂贤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与压力。登在简报上的材料让吴桂贤不知所措。她觉得自己对周总理一片爱心，哪里会有反周总理的想法！吴桂贤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请求就以上事情，组织上派员调查落实。
这时的吴桂贤，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回顾与斗争，一时心若止水。她一方面打报告给党中央，要求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去；另一方面给华国锋、邓小平以及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办公室去电话，希望回去之前，面陈自己的想法。答复很快就有了，华国锋刚开完党代会，又要准备会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要她略等一等。邓小平办公室则表示，国庆以后可以安排。李先念在国务院紫光阁见她的时候讲，你是先进工人代表上来的，在中央工作三年，总的不错，你还年轻，回去好好工作。吴桂贤表态，过去是怎么工作的，现在和今后仍然会怎么去工作。她在同华国锋面陈想法的时候说，一是请求组织上把她的问题搞清楚，二是回到陕西国棉一厂，回到赵梦桃小组去。华国锋说，厂里就不用回去了，到省里工作吧。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做出批示：“吴桂贤同志回陕西工作，中央已经同意。可以安排当大城市的副市长或大型国有企业的副厂长。”9月27日，她乘车返回咸阳。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要上当晚的夜班。爱人叫她休息两天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到车间上班去了。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们身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她说：“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个纺织工人！”是啊，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这是她政治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之地。
不久，吴桂贤又当了车间党总支书记，1981年再次担任了她曾担任过的厂党委副书记职务。1988年，吴桂贤告别西北国棉一厂，到改革开放的前沿一深圳，开拓创业。
在市场经济冲击着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和这一体制下工作的人之际，吴桂贤同陕西数万“东南飞”的“孔雀一样离开咸阳，到了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不过，她不嫌弃陕西，她是带着想让陕西早日富起来的理想去的。
这些年在深圳，她先后担任鸿华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昌苑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并曾在深圳市外贸集团供职．1998年，吴桂贤从企业退休，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她辞掉了所有社会职务，只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职务。她说，加强深圳和陕西经济合作与交流，把深圳的10万陕西人联合起来，为促进陕西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是她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吴桂贤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后。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她曾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