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是《聂耳》

《聂耳》（1959）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音乐传记片，它把人物融合在时代当中，将人物走过的革命道路和艺术道路有机结合起来，显现了主人公成长的轨迹。该片结合时代特色和主人公的创作道路，穿插了不少聂耳的歌曲，既服务于主题，又为本片增添了艺术气氛，突出了聂耳形象。编导选用聂耳的 代表性作品《铁蹄下的歌女》、《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卖报歌》、《塞外歌女》、《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作为全片的音乐基础，使音乐、剧情、人物思想发展水乳交融、浑然天成。

（图：电影《聂耳》（1959）国内版海报）

在聂耳逝世24年后的1959年，赵丹在影片《聂耳》中，饰演被称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影片公映后，观众惊呼：“聂耳在银幕上再生！”赵丹以精湛的演技，将这位人民音乐家的思想、情操、艺术才华予以充分的表现，使这个不朽的形象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赵丹对聂耳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他银幕形象创造中的重要收获。1960年，该片曾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优秀奖。

于伶：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

上海刚解放，1949年7月1日这天，是聂耳逝世14周年，这天上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有上万人参加。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公开了聂耳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聂耳的战友于伶在大会上倾述了对聂耳的思念之情。有一个愿望那天在纪念大会上他说了出来，就是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让聂耳的形象和歌声能再现于银幕。

1931年于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就与聂耳共事于北京。1935年他们一起来到上海，聂耳搞音乐，于伶则负责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工作，聂耳许多作品初步完成时，最先听聂耳唱的就是于伶，他俩感情甚好。1955年，经组织批准，于伶半天工作，半天创作《聂耳》电影剧本。可是因慢性肝炎多次复发，让于伶创作的进度还是拖延了下来。1958年初，为了加快进度，于伶请了孟波(音乐家)、郑君里(电影导演)一起创作，他俩也是聂耳的好友，三人齐心协力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创作的剧本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和艺术家们的称赞，其中也有不少读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于伶等又作了认真修改后，终于定稿。电影《聂耳》被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之一，成立了阵容强大的摄制组。

成员大部分是三四十年代的从影人员，其中摄影师黄绍芬、副导演钱千里等也都是聂耳的朋友。他们在导演郑君里的率领下通力合作，决心发扬当年聂耳的战斗精神，将聂耳在银屏上永远记录下来。

郑君里：要拍好《聂耳》就必须按创作规律办事

1932年郑君里还在联华影片公司当演员时，就已和聂耳是好朋友了。郑君里先后在影片《野玫瑰》(1934)、《大路》(1932)、《新女性》(1934)等演出，这些电影里的音乐或插曲，大都是聂耳作词作曲的。1935年聂耳要借道日本至苏联学习，临行前他为影片《风云儿女》(1935)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了曲。聂耳出发时，是郑君里与袁牧之、赵丹三人去送行的，但谁都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丧生的噩耗传来，郑君里和赵丹悲痛不已。1947年郑君里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他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与蔡楚生合作)、《乌鸦与麻雀》(1949)两部脍炙人口的影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因此当时决定由他来导演《聂耳》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后，1958年拍摄《聂耳》时，整个社会正被“大跃进”的气氛包围着，浮夸风盛行，各行各业都要“争创高指标”。那时电影厂竟规定摄制组每天至少要拍摄60个镜头，这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拍出来的影片也只能是粗制滥造的。郑君里一向创作严谨，明确提出：“要拍好《聂耳》就必须拒绝这种计件制做法，按照创作规律来拍摄。”

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影片《林则徐》(1959)的拍摄现场视察。这部影片正巧也是由郑君里导演的，他就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要按创作规律办事，当时副厂长徐桑楚借此为郑君里开了绿灯，允许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和《聂耳》两部影片可以不按一天60个镜头来拍摄。就这样，周总理的指示帮助了这两部处境艰难的影片。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中，《林则徐》、《聂耳》果然不同凡响，从全国送来的22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被安排在一头一尾放映，中央领导称赞上影厂是“红烧头尾上影厂”。之后，文化部将《聂耳》评为国庆10周年最佳影片之一。

赵丹：我演聂耳最合适

1959年初春，在上海巨鹿路常熟路口的一幢小楼上，于伶和孟波、郑君里正在商讨电影剧本《聂耳》的若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