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治蝗专著是明徐光启所著的《除蝗疏》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4中所载的《除蝗疏》是我国最早的治蝗专著，系统地记载了蝗虫的生活习性和扑杀方法等。

《农政全书-除蝗疏》根据历史从春秋到元朝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进行了认真分析统计。

先秦古籍如《诗经》等多称蝗为螽（螽是蝗类的总名，还包括螽斯）或蝝，蝝是蝗的若虫（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幼虫称若虫）。战国后多称蝗。蝗和蝝都为害庄稼。古籍上最早记载蝗灾的是《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

最早记载蝗虫的是《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及同书《审时篇》：“……得时之麻……如此者，不蝗。”

《礼记-月令》也有“虫蝗为灾”的记载，不俱引。约在宋以后，蝝改称“蝻”，合称蝗蝻，沿用至今。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蝗疏》统计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蝗灾的次数，指出春秋294年中总共发生蝝灾111次。

这些数字非常合乎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规律。表明蝗虫是在4至9月（农历）间最猖獗，徐光启说：“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

徐光启的这个统计与1920年江苏省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阳历）为蝗患最紧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6、7两月是夏秋蝗灾并发的时期。

《除蝗疏》对于蝗虫的发生与环境气候条件的关系有很科学的见解：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祸之所以广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涸之处……故涸泽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历代的除蝗方法，无非是治标和治本两大方面。

治标包括北宋淳熙年间敕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违者受杖责处分；对因穿掘、扑打捕蝗损伤苗稼的，给予免税和赔偿；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治本方面，在低洼积水和有水草生长的地方，发动农民割草，晒干后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虫产卵的场所；春夏间发动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减少蝗虫百石；干卵一石，等于减蝗千石。对捕卵后残存的初生蝻子，预掘长沟，每隔一定距离掘沟一条，发动农民敲锣，驱赶，蝗蝻受惊，跳入沟内，即以泥土填入掩埋。对漏网的成虫飞蝗，用绳兜兜取，布袋盛贮，拿去换粟。最后，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再得除子，冬闲除子一石，可敌治虫千石。又鉴于蝗虫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可以多种这类作物，有利于减轻蝗灾危害。以上的方法可以说已经相当周详，只因蝗灾之来，非常迅猛猖獗，所以收效也受到限制。

明代农业科学家徐光启的《除蝗疏》是关于治蝗经验的总结，它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蝗虫的生活习性、发生时间、蔓延地区以及防治措施等。

该文原为徐氏于崇祯三年（1630）所上《屯田疏》中的第三部分，后以《除蝗疏》之名收在《农政全书》卷44中。

解放后，王重民所辑校的《徐光启集》（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也将《除蝗疏》全文收录进去。

这部治蝗文献内容丰富而翔实，是明清诸多治虫书中的佼佼者。 徐光启敢于破除“天命观”，坚持“人定胜天”思想，他对蝗虫为害极为重视，在《除蝗疏》中指出，蝗害一旦发生，“数千里间草木皆尽”，甚于水旱灾害，致使庄稼颗粒无收。但他认为蝗害虽然严重，“除之则易”，他提出必须依赖“国家之功令”“百郡邑之协心”，即依靠政府和群众的力量，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防治，不然的话，“一身一家”是无能为力的。

同时，徐氏还提出“先事修备，既事修救”的主张，这就是蝗害发生前要预防，发生后要及早治理，预防与救治相结合。这对今天的防治害虫仍有启示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