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位组织出版大型美国史著作的学者是邓蜀生
2012年10月，是我们敬重的邓蜀生先生的九十华诞。邓先生有着传奇人生，他是新中国亲历中美结盟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朝鲜战争的见证人，也是兼军旅记者、出版编辑、历史学家于一身的践行者和学问家，还是新中国组织出版大型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他不仅组织了许多有影响的美国史著作和文集的出版，也参与了一些有影响美国问题丛书编委会的审读和推荐，还撰写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
一
邓蜀生先生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然而他的美国史研究论著不仅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不仅是我国资深编审和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和顾问，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众所周知，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研究著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包括刘祚昌先生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一版）、黄绍湘先生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和黄绍湘先生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1983年5月第二次印刷），这些著作的责任编辑都是邓蜀生先生，他为这些著作出版所做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黄绍湘先生在1979年和1983年出版《美国通史简编》的《序言》中坦言：“在书稿编审时，邓蜀生同志提出了宝贵的修正、补充意见”。
在20世纪80年代，邓蜀生先生组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辑的两部论文集的集结和出版，《美国史论文集》（1980）和《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都是由邓先生任责任编辑由生活·读书·三联书店出版的。邓先生在接受我和李剑鸣访谈回答“在您的编辑生涯里面什么书对您的印象深?”说:“起先导作用的是（美国史）论文集”。
需要提及的是邓蜀生先生还是组织出版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撰的第一本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这本1990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名为《当代欧美史学评析》，责任编辑就是邓蜀生。
邓先生作为中华美国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出版中华美国学丛书审议小组的成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大量中华美国学丛书出版的推动和质量把关起了重要作用。
社科院美国所分管这一工作的陶文钊研究员在他为本文集撰写的《在两个丛书编委会与蜀生同志的接触》一文中回忆说：“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接洽，由该社承担出版中华美国学会中华美国学丛书。在七八年间，出版了近三十多种学术著作。”“丛书的设立促进了国内美国学的发展，一些著作如果没有资助可能是难以出版的。丛书编委会的工作具体由我负责，参加这项工作的有美国所的陈宝森教授、朱士达教授、南开大学的张友伦教授、商务印书馆的方生同志，再就是蜀生同志了。”
“蜀生同志快人快语，思想快，说话快，动作快，他的坦城和率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蜀生同志是由刘绪贻、杨生茂教授主编的六卷本的《美国通史》的策划和编审，该书从策划到正式出版，历时24年，他为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作的贡献已经被这套大书所记载下来。这套大部头著作的第一、四、五、六卷的出版也得到了美国学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现在想来，出版基金能资助这样有价值、可以传给后世的著作，是我们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张友伦先生作为丛书评议组成员回忆说:“小组成员主要工作是审阅申请资助的书稿，提出意见，由小组讨论决定。审阅者的个人意见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对的审阅者承受的压力也比较重，看稿绝对不能马虎。每本书都有30-40万字。工作量是相当大的。邓先生当时年岁已高，但每次参加会议都准时到达。记得他来去都骑自行车，显得神采奕奕。邓先生在每次会议上对所审阅书稿的评议都很具体，很细致，而且意见很明确，决不拖泥带水。让人听了以后就可以决断。无论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都有充分的根据。”
我的《美国的崛起》（199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当代美国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199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均写有“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这其中包含了邓先生等人的审议把关的辛劳，笔者在《当代美国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的作者自序中写到:“我要感谢出版补贴基金组诸位专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根据他们的建议，笔者又作了一次调整、压缩和修改，成了现在献给读者的这部书。”
陶文钊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还谈到邓先生在编辑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积极作用。他写道：“蜀生同志确实发挥了独到的作用。他是四川人，与当时重庆出版社领导比较熟悉，经他游说，丛书出版就由重庆出版社来承担了。”“数年中，编委会出版了三本论文集、三种专著”“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我国的出版事业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技术也没有现在这样先进，能出这几种书丛书编委会和相关的出版社确实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这里自然有蜀生同志的一份功劳。”
二
特别需要提出的自1979年到2002年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先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分别出版。再到《美国通史》6卷本的推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美国史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对于美国史研究而且对于国别史研究，对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启迪。这6卷本的总主编是刘绪贻、杨生茂先生，而策划和责任编辑，连同前面提到的美国通史丛书都是邓蜀生先生一人，为了确保这部专著的高质量，邓先生和刘绪贻、杨生茂一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就组织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
《美国通史·总主编的话》（2002年7月21日）中说：“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出席筹备会（1979年4月）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邓蜀生本人是美国史研究者，深感当时我国需要编写与出版新美国史的迫切性。
他不独在会上一再出谋划策，还主动为我们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代表人民出版社约稿，并自任责任编辑。”第1卷著者李剑鸣教授在《著者说明》中提及“在本书的准备和写作中，许多人给予了关心和支持”。“不时对作者加以鼓励和鞭策”，其中首先提到的学者就是邓蜀生编审。
第2卷主编张友伦教授在《编者说明》中提到“本书的责任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同志也曾不断关心和帮助。”
第3卷主编丁则民教授在《编者说明》中写道：“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同志对编书工作，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第4卷主编余志森教授《编者说明》中写道：“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在全书编写过程中，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第5卷作者刘绪贻、李存训教授在《编者说明》中也写道：“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在全书编写过程中，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第6卷主编刘绪贻教授在《编者说明》中同样写道：“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同志在我们全书编写过程中，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
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先生20多年始终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6卷本《美国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单以编辑出版质量而言，据邓先生说，整个6卷本293万字的《美国通史》中的文字差错只有26个字，尽管如此，邓先生在改正了26个字的差错后，又将6卷本《美国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这种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2003年《史学月刊》第9期，发表了《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邓先生在以《一个句号：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历程》一文中说：“六卷本《美国通史》在新世纪的第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任东来在《一部书四分之一世纪三代人》一文中说：“在这项历时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中，通史的责任编辑邓蜀生是位不能不提及的重要人物。
长期以来，他对这部著作的关心、督促和认真的编辑，保证了书的学术质量和以这种完壁的形式出版。他和作者们的交流、切磋和合作，树立了新时期中国出版界编辑和作者完美合作的典范。这位40年代中期就以报道抗战中缅北大捷而成名的年轻记者，后来却因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了新闻界。这是新闻界的不幸，因为它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但却是出版界的收获：它多了一位才识兼备的学者型编辑。”王玮教授在《二十五年磨一剑三百万字铸丰碑》一文中感言：“邓先生是出版界的巨孹，同时也是过内老一代知名学者，为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为了这样一项重大的学科工程，老一代学者”“身体力行，皓首穷经，可以说将毕生精力和学术积累都奉献给了这部300万字的学术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