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媒介批评专著是刘建明先生所著的《媒介批评通论》

记者：您的《媒介批评通论》是以新闻媒介批评为重点，将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传播内容批评纳入研究对象，涉及到新闻媒介批评的学理与方法层面。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提出“媒介管理的批评”这一崭新问题。你认为这与报刊审读（阅评）是何种关系，有何异同？后者对“媒介批评学”的构建有何作用？

刘建明：你注意到《媒介批评通论》中“媒介管理批评”的内容，说明这一节提出的问题引起许多人的重视。报刊审读属于媒介管理批评，体现为国家对媒体的政治控制。既然审读是媒介批评的重要部分，媒介批评学就应当把它纳入研究视野，总结报刊审读的形式、原则、方法和要注意的问题。这不仅能推动审读报刊健康地发展，防止审读员仅以主观好恶判断媒体的报道，而且有助于记者防范新闻报道的越轨行为。

报刊审读在我国作为媒介批评学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应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内容。报刊审读加重了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分量，使研究内容更具行政和管理的意义。报刊审读有时伴随严格的处理意见，表现出强制的批评形式，作为一种官方的批评方式，构成管理媒介的一种手段，但不能把它视为媒介批评的唯一方式。大量的媒介批评来自受众、专业工作者和学者，他们对媒介的评论是社会效果的检验，更有民主、平等和自下而上的批评热情，对于改进媒体工作有特殊的价值。记者：您的研究领域涵盖多种学科，而最辉煌的是舆论学、新闻理论和媒介批评三个方面。其中前二者的研究与媒介批评研究有什么何互促互补作用？你认为“媒介批评学”的构建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理论功底与知识储备？

刘建明：研究媒介批评需要丰富的传媒知识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媒体的内容涉及整个社会和自然界。一种媒体现象反映出什么问题，一则报道对社会和受众有益还是有害，如何评估记者的行为，都需要用社会反响和各种理论去判断。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和舆论学知识浅薄，缺少媒体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管理媒体的切身体验，无法对媒介行为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对新闻学、传播学及媒介批评学缺乏学术敏感，难以划清三者的差别，找不好分析该学科命题的角度，构建媒介批评学就会陷入混乱。有的媒介批评学著作很多内容实际上谈的是新闻理论和传播学问题，有的论著之所以把传播批判理论当作媒介批评学，正说明研究者欠缺对相邻学科知识差异性的把握，学术知觉不够成熟。不掌握深厚的新闻理论、传播理论、舆论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缺乏对这些学科界限与综合作用的认识，很难拓展媒介批评学的原理体系。在这方面我只是刚刚探索，许多观点还不成熟，希望青年学者提出新的建树。

媒介批评者与有学良知

记者：您所提出的“中国传媒的思想净化是中国赢得世界的另一个前提”，并为“阻止媒介歪曲生活、亵渎真理的顽固心理”做了一个学者的不懈努力，为新一辈学者树立了榜样。您能否向年轻一代谈谈，作为一个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者，怎样才能具有勇于批评、善于批评的精神？

刘建明：无论提高媒介批评的质量还是完善媒介批评学，都需要批评者和研究者有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热情。这涉及批评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也就是，你为什么而批评、而研究、而生活。从小范围说，是为了献身媒体事业，提升传媒思想的科学化；从大范围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道。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媒介批评和研究就有了动力和方向，就不怕任何困难，媒介批评和研究都可能有所长进。作为媒介批评者和研究者，一定要明辨是非，具有正直、坦率而诚实的思想品格。不要为钻营名利而说假话，诬陷敢于说真话的记者，我们的最高准则是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为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张扬理性。勇于批评、善于批评需要献身真理和忠于事实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中国传媒就会走向世界，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我懂得这个道理，努力去实践，但我不是榜样，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

记者：您作为一个学者， “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后代负责”的学术人格，影响着学界。有人说，当前学术界的风气喜忧参半，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尤其作为一个媒介批评者与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者如何才能对得起学术良心？

刘建明：我想有三句话是重要的。第一，要有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重视实践和亲身调查，缜密思考，是研究一切问题的正确途径；第二，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得出结论，不唯书唯上，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基本立场；第三，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有时需要作出牺牲，这就是历史，是几千年不文明的历史。在真理面前，敢于直言才能对得起学术良心。经商是可以钻营的，也允许钻营，如果搞学问也钻营，那就是在扮演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样不光彩的角色，是令人鄙视的。不计个人的得失才能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后代负责。做到这三点很不容易，是每个学者应当努力做到的目标。

记者：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学术讨论，可以指名道姓进行批评，然而伤和气、伤情感的事儿较少萌生。比如黎澍先生曾指名道姓严厉批评过在学界甚有影响的两位先生。这两位先生不但立即改过，而且表示感谢。而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批评往往羞羞答答、软软绵绵，而且大都以“某”代替批评对象，致使批评指向十分泛化，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建明：几十年来，我国的社会公德、学术道德、人际和谐互信遭到严重破坏，连知书达理的知识界都不能幸免，这是难于健康开展各种批评的直接原因。从1957年开始，说假话、歪曲诬陷他人的观点、佯装左派的不轨之徒，纷纷捞到好处。政治和学术批判险象环生，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敢说假话的人调子越发高亢，扼杀了学术生机，压抑了正常的学术争鸣，这种劣迹一直贻误至今。

从梁漱溟批评忽视农村建设、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建议、马寅初的节制人口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吴晗的海瑞罢官，到孙冶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农村包产到户的主张、陕西某村支部书记1967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领导不要干预影视创作的倡议、力主中国企业民营化以及民营报刊问题，等等，一切被后来证实都是真理性的政策建议或学术创新，出炉时无一不遭到无情的批判。许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或被打入另册，除林彪“四人帮”死党受到惩处外，奸诈的批判与迫害者都活得非常滋润。在学术政治化的高压下，人们不敢、也不愿冒风险创新，说假话、走老路、唯书唯上、剽窃抄袭、花样翻新已成正宗，每年几十万宗社科论著大都是新瓶装旧酒，没有什么学术突破，也就不会引起象样的学术讨论和批评。即使有，也是新瓶中的旧酒稍微有点颜色变化，人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只能羞羞答答、轻描淡写。

记者：现在社会心理存在一种浮躁现象，不以“表扬与自我表扬”为耻，反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怪，这对媒介批评会有何种影响？媒介批评如何抗拒这种影响？

刘建明：这个问题直接同上个话题有关。多年的泛政治化和大批判的影响，把媒体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至今在人们心目中挥之不去，“新闻战线”、“舆论阵地”、“记者的立场哪里去了”的说法常常脱口而出。传媒由此产生一种错觉：媒介批评可能导致政治问题，报刊点名不得了，产生的后果难以预料，所以人们普遍把媒介批评视作洪水猛兽。媒体主持者有这种认识，多数人也有这种印象，因此人人喜欢表扬而惧怕批评，越是正确的批评越担心带来大祸。媒体希望多表扬、少批评或不批评，评论“优秀”新闻作品倒是火得不得了，这就很难实事求是地开展媒介批评。媒介批评抵制这种影响需要政策支持，创造宽松的媒介生存环境，把批评纳入法制化。媒介不违宪不许扣政治帽子，不违法不准追究责任。除媒体践踏法律外，批评与被批评者都没有什么损失，大家对批评就会习惯起来。批评者不要盛气凌人，剥夺媒体的反驳权，这样媒体就会欢迎批评。我在《媒介批评通论》第十一章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

记者：学界关于媒介批评研究在继续深化，而各类批评文章的表层化、感想式现象比较常见，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如何解决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两张皮”的现象？

刘建明：克服这种现象需要普及媒介批评学、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知识，让写作媒介批评文章的人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实践基础。此外，要提倡平等互动和生动活泼的批评方式，避免套话连篇，只做表面文章，挠痒不解痒。政策导向公正、人性化，思想环境宽松，经过长期的努力能够改善当前媒介批评“两张皮”的现象。

记者：您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又在理论研究方面达到了相当的宽度与深度，是国内少有的二者兼备的一代学人。您认为这样的经历对媒介批评人才的脱颖而出有何裨益？

刘建明：在从业经历和理论研究方面，我的火候差得很远，不足挂齿。正如你所说，这两个方面的宽度与深度构成一代学人的必备条件，一旦他们根基深厚、思想敏锐、运笔练达，就能及时发现媒介征候，攫取要害，挥笔成金。此外，德才兼备、贤达公正、超尘拔俗和潜研精思，无论对影视批评还是报刊批评，都能激发社会敏锐和学术嗅觉，写出发人深省的文章，这更是媒介批评人才脱颖而出的必备素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2003年起就在本科生中开设了媒介批评课，设置了媒介批评的博士研究方向。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等新闻与传播学院也陆续开设了媒介批评课，一批传媒批评的专业人才正在加速培养。

办好媒介批评刊物，不断开展媒介批评实践，提高媒体工作者的媒介批评素养，是强化媒介批评意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经过高校的教学和像《今传媒》、《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界》和《新闻爱好者》等媒介批评刊物的培育，不久将来，我国会涌现出一大批媒介批评的专门家和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