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由众多史官集体编修的史书是《东观汉记》
我国古代把掌管文字记录的专职入员通称为“史”。“史”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清代吴大澄说是简策；江永说是官府的书籍;王国维说是盛策之器;马叙伦说是笔；劳斡说是弓钻，这弓钻也是为钻灼卜骨之用。总之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
王国维说“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作册”，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动。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个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史官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负责管理政府的各种档案图籍，还要从事宗教事务，负责贞卜、祭祀等迷信活动。因此，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书资料，他们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这也是历史的反映。三代之际，史官人数渐多，分工更加细密。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众多的史官名称，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贞人、作册、史、太史、内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这些史官各有所职，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战国时期堵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于是出现于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郑国的《志》、楚国的《梼杌》等上百种文书。生逢其时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疏》）。墨子也自称
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富修史书之盛。
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公元五二六年，晋国有一史官的后人名叫籍谈，虽然相承了祖先的姓氏，却不知自己家庭的历史，周景王讲述了其姓氏的来历届，讥讽其“数典而忘祖”。
我国早期文献还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国，并把图书典籍带走的记载。《吕氏春秋》记载了夏太史令终古在夏桀不听其哭谏后，携图法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封王迷乱，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也说他的祖先曾世袭掌管周室典籍。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司马氏去周适晋”。
这些历史记载由于出自史官之手，大都偏袒史官，而斥责统治者迷惑淫乱。这种逃亡大都带有出卖情报的性质。在朝代交替之际；更显示出图书典籍在统治者争权夺位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图书档案保管者–史官举足轻重，他们带着重要的国家档案、地图等逃亡，有时促使旧王朝的削弱和倾覆。
秦末汉初，刘邦攻入咸阳，众将争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先入秦丞相府、御史府收集图籍文书而宝藏之。其后，汉王刘邦之所以对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间疾苦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萧何从秦丞相府和御史那里得到的地图和文书档案。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图书的重要性。
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秦汉之际，太史令实掌史职，秦有胡毋敬，汉有司马迁等。东汉又有兰台、东观之设。这两处既是中央的档案、图书馆，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明帝曾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换国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的《东观汉记》就是我国第一部由众多史官集体编修的史书。它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集体编史书的先例，为后世史馆的出现奠定基础。
曹魏明帝太和年间，始置著作郎及佐郎，专掌国史。到北齐时，改称史阁，又称史馆——国家专门修史机构，后经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较为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宋代史馆分置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史官有修撰、直馆、编修官、检讨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则设修撰、编修、检讨等掌修国史。除常设机构外，还有临时性特开史馆，名目繁多。
我国古代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国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传》）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各类史籍，品种繁多，体例多变。其中，以《史记》为首的纪传体正史绵延数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长达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上下五千年，是举世无双的一部通史百科全书。
又如在编年体史书中，历代共修实录一百一十六部，仅《大清实录》一种，就有四千三百五十五卷。
史官在我国一直受到极大的尊祟，常由皇帝挑选任命，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明太祖等还亲自拟定编修规则，参加修史活动。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修史活动，并把它制度化呢？其原因有四：
一是为借鉴前期经验，以史为鉴，垂训后世，以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
二是为前朝修史，证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圆其正统之说，以争取民心。
三是为点缀升平，铺张门面，笼络士人，特别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老，消磨他们的敌对意识。他们在其他方面断然与新朝誓不两立，极难合作，唯独在编修故国之史这一点上，心情复杂，尚可通融，他们带着怀念、留恋、悲愤之情，投身其中，唯恐忠奸不分，是非颠倒，他们熟悉旧朝史事，多少可抑制新朝史官对前朝历史的歪曲贬低。
四是为控制褒贬大权，惩恶扬善，垄断舆论，为本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以巩固王朝统治。
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证了我国史书上下衔接，绵延不断。这仅是我国图书的一个缩影。我国整个图书文化事业都称得上历史悠久，一脉相承，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