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在本土亲耳聆听广播节目是1923年
据考证，我国最早发表的介绍广播的文章始于1920年，最早介绍电视的文章见于1927年。
据史料记载，推翻清王朝之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即决定创办“交通传习所”，开设《无线电话》等课程，培养电信广播技术人才。十年间培养学生400多名，其中包括中国广播之父——1914年毕业于第一届无线电速成班的高材生刘瀚先生。1918年，北洋政府还向英商订购了200套无线电话机，这些设备可以改装成广播发射机。1922年，随着奉系军阀的溃败，部分无线电人才和设备流入东北地区，为国人创办广播打下伏笔。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当时国人对科学新知的敏感度极高。早在1920年，中国近代大型综合性期刊——上海《东方杂志》就在《科学杂俎》栏目陆续刊登《轻便无线电话机》（1月）、《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3月）、《空中传来之演说》（5月）、《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8月）、《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11月）等文章，向国人介绍正在孕育中的广播技术，这是迄今发现国内最早介绍广播知识的一批文章。
《轻便无线电话机》文中写道：“最近发明一种轻便之小无线电话机，各处均可装置，且人人皆能使用，无稍困难……其通话之距离约自十里至二十里之远。”当时，现代广播尚未诞生，无线电话机的问世，为广播诞生创造了条件。《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进一步说明，车上装置无线电话“利益尤巨”。《空中传来之演说》则绘声绘色描述了国外进入实用阶段的广播：“当战胜公债闭幕之日，纽约自由路上悬听筒数十支，由各著名人物各作五分钟之演说。凡在华盛顿及其他大域之诸名人均有所陈说，各自其本地之无线电话站发出，传至于纽约街道中，一时仰首而听者不下万人，皆能了解其辞句。演说中间，更和以音乐亦由无线电自空中传下，声音嘹亮，令人疑为仙界焉。”
《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介绍说：“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晚上传音乐，“为人民音乐跳舞之时间”；晨间报新闻，可于早餐时“且食且听”。《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补充道：“旅客长途寂寞携之而行，则风尘仆仆中可静听数里外歌声也。”其中，后两篇文章已经涉及对广播功能的认知。而这一年ll月，世界上第一家申领营业执照的电台——KDKA电台才在美国正式开播，国人亲耳聆听广播节目则是在1923年的事情。
曹仲渊、朱其清是国内早期研究广播的先锋人物。在曹仲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迫切希望我国广播业迅速发展的良好愿望，看到他对北洋政府不善管理的痛惜之情。他分析了当时上海广播的经营状况，认为美国人奥斯邦1923年在上海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乃“在吾国公然以无线电播送音乐之嚆矢”，看到北洋政府虽屡颁禁令，但“通令仅在华人方面发生效力；对于外侨绝对不生影响”的现实，痛惜政府“实力既不足，法律又无用，行见此项事业之利权，尽数操纵于欧美人民之手”。
曾去美国考察并于1922年回国的朱其清，详细介绍了国外办广播的经验和方法，阐释我国发展广播的必要性。由于受欧美思想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他突破了封建学者僵化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从广播与社会的关系上探寻出路。他预言广播“将取新闻纸类、留声机等而代之，亦意中事也”；他提出广播兴起的“四要素”，对广播技术、广播内容、收音机制造销售和政府管理等提出诸多看法。“四要素”虽说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但在当时我国广播业尚处于发轫时期来看，不能不说具有远见。
曹仲渊、朱其清对我国早期广播的考察和研究，表明我国这个时期广播研究已初露端倪。由于当时广播在世界上刚刚兴起，在我国更是新鲜，因此这个时期人们对广播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相关名词语术也没形成规范性提法，常把无线电广播与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混用；许多人只是把它当作新奇的娱乐消遣工具或商业赢利手段来对待。但可以发现，广播在我国一经诞生，就与社会、经济发生了紧密联系。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促进人们对广播认识的深化和广播在我国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广播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开播仅3天，就在1923年1月26日播出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表示：“余之宣言，亦被宣传。余尤欣慰。余切望中国人人能读或听余之宣言。今得广为传布，被置有无线电话接受器之数百人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无线电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全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系，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
此后，随着官办电台的兴起，在一些电台管理者给上级官员的《呈》《咨》文和报告中阐述了他们对广播的认识和思考。东北无线电哈尔滨电台台长刘瀚提出“广播无线电之功用，旨在播扬政治，发展商务，辅助教育，焕发社会”。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监督李德言认为广播可以实现“千里一堂”， 能够将“首揆宣言”送抵斗室。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首任台长吴道一则详细阐述了“广播无线电之定义及其效用”，认为广播乃“远地声音”，可以“发于一地，达于全球”，“缩万里如咫尺”，利于“公共消息之传播”。
这与当今“地球村”的概念何其相似。国民党广播事业创始人陈果夫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央为阐扬党义，宣传政令，及促进文化，传递消息起见”，于1928年秋创办电台，并认为广播在“理论之阐扬，时事之报告，使国际间明了我国之真情，俾正谊得伸于世界，尤非任何宣传工具所可比拟。”
迄今发现国人最早在专著中论述广播的是报学家戈公振。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写道：“尚有无线电话（指广播），电浪较无线电（指电报）为弱。近《申报》已购置一具，于演奏音乐歌曲之外，亦常用以报告新闻。”把广播列入新闻范畴加以考察。由于北洋政府将广播划归交通部管辖，在1927年出版的《交通史略》中也记载了当时广播电台的分布和节目播出情况。
20世纪30年代中段被称为旧中国“广播界的黄金时代”。官办和民营电台建成70余座，节目涉猎宣传、教育、新闻、娱乐四大类别。这时人们对广播的研究开始从介绍广播的由来转向对广播节目内容、节目设置，广播与道德、教育的关系等多方面的探讨。主要文章有曹仲渊的《从上海播音说到国际纠纷》，吴侍中的《广播无线电播音者与收音者应有之道德》，苏祖国的《广播节目之趋向》、《谈广播节目》和《播音与教育》，独鹤的《借无线电灌输知识》等等。这些文章批评了当时广播节目雷同，太俗太滥，内容失实等现象。即“有电皆啼笑，无台不说书”，“听之而不骨头四两轻者鲜矣”。文章建议电台要“多多播送有益的节目与确实的消息”、要“寓教育于休闲娱乐”、“借播送娱乐而施民众教育”、“最好在播音之中能多加入些教授语言学或各种浅近科学的节目”，并且提出办“空中教育”、设“空中学校”之设想。论者关注到广播的教育功能，希望电台办与国与民都有利的事情。
这些问题的探讨，一方面促进当时广播电台节目的改进，另一方面也为积极利用广播作了舆论准备。这一时期，一些知名学者、作家加盟研究行列，说明广播在社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广播须知》（1937年）中，从语言活动生理学角度，探讨了播音方式。茅盾在《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1937年）中，就几则抗战报道中“说新闻”进行了分析，提出要把“硬性的新闻变为生动的故事”。这一时期，胡道静的《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1936)、吴保丰的《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1937年)等著作对于研究旧中国广播史有一定价值。
20世纪20年代，电视完成实验阶段，国人也投去关注的目光。一篇题为《电视之进步》的文章最早介绍了电视基本技术与原理，认为“各种传递方法史上成功之最伟大者，电视居其一。”孔祥鹅在《参观电传话影机纪实》中描述了目睹电视演示的内容和过程。[20]王崇植、恽震在《无线电与中国》一书中谈到：“无线电视则真俗所谓千里眼矣……以小照片代以无线电传形，而能以极短时间逐一送出”。[21]赵真觉则在《电视学》长文中对贝尔德的“发影机之构造与运用”作了详细介绍。[22]张佐企的《电视浅说》（1933年）、叶露详的《电视学浅说》（1934年）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做了介绍。
我国机电工程专家、南京中央大学杨简初教授曾于1932年得到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主持电视原理样机研发，并于1934年完成摄取、传输、接受、还原图像等环节。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计划建立电视台。何贻谋在《广播与电视》一书中提到“早在民国36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就准备兴办电视”。温世光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一书中谈到：“至于电视广播电台，亦于民国37年进行选购，筹装京沪，设再假以一两年的时日，必能呈现于国人眼前。”后因时局变化此事不了了之。随着电视技术的成熟，国人对电视的认识逐步深化。胡道静曾预言：“由于无线电传影技术的发明到了成熟的阶段，贡献给新闻事业以更新颖及形象化的传递方法，战后的新闻事业必然要以全新的姿态在‘电波世界’中出现”、“‘电视新闻’虽然还没有正式出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准备迎接这新闻史的新时代的来临了！”
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人民广播，自始至终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工作，周恩来担任中央广播委员会主任。所制定的一些文件，谈到了广播的任务、作用等。1941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的一切的性能。在近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条件之下，许多科学上的成就，都应该运用到宣传鼓动上来……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改进现有的通讯社及广播事业工作。”
1946年新华总社制定《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要求“研究国内各主要语言广播的宣传工作及国外华语广播宣传工作”。1948年新华总社提出广播稿要特别注意：有战斗性；内容要能为听众所了解；文章结构、语句构造、用词选择，都要适合口播特点，都要口语化。1949年3月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制定《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训练播音方法》，规定了选择播音员的标准、手续和播音员应遵守的制度，并对若干播音业务问题提出要求。在这些文件指导下，人民广播工作者边实践边探讨，在历史及编播业务方面都产生一些研究成果，保证广播圆满完成党和人民所赋予的使命。
纵观我国旧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基本上勾勒出我国早期广播业的发展轮廓，对广播的认识从一般介绍到转向对节目内容、节目设置以及相关领域的探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电视研究则以介绍性的译文为主，属于隔“洋”观火，尚处于感性描述水平。这些构成了广播电视研究的萌芽阶段，虽然缺乏系统、扎实、学理深刻的成果，但它为后人开展研究工作进行了积累，为新中国全面启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