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是刘贵今

刘贵今，中国外交官，生于1945年，山东人。从事对非工作近40年。2007年任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事务特别代表。2009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和刘贵今同时当选“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

以下为对刘鸿武对中国资深对非外交官刘贵今大使的采访。

刘鸿武：你从事对非工作近40年，1981年首个出使的非洲国家是肯尼亚。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肯尼亚是东非重要国家，中肯关系过去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你到任时情况怎样，与肯尼亚莫伊总统有何交往？

刘贵今：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肯关系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那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中国的外交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人邀请肯尼亚各界代表到使馆参加招待会，然后发放《毛主席语录》，这些参加招待会的人拿回去以后，有的偷偷扔掉了，有的被警察逮住关押起来。当时肯尼亚认为中国向其输出革命，因此他们不仅禁止“毛选”、《毛主席语录》在肯尼亚出版，还禁止外文出版社的出版物在肯尼亚发行，一直到我去肯尼亚工作期间，这个禁令仍然有效。肯尼亚严格限制中国外交官在内罗毕地区旅行，规定如果超出内罗毕地区50公里，必须获得他们外交部的批准。另外，你还会经常看到有一些保安部门的车辆在后面跟踪。

我在肯尼亚期间，正是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在位，他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我也多次有机会见到总统本人。莫伊总统曾两次访华，访华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好转，认识到中国并不想干涉肯尼亚内政，此后中肯关系有大幅度的改善。莫伊总统讲的两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到处讲：“我到中国去，去了好多地方访问，没有看见一只苍蝇。”另外还讲了一句话：“中国人像蜜蜂一样勤劳，这一点很值得肯尼亚人民学习。”很多肯尼亚老百姓都知道这样的评价。莫伊当时要求跟中国加强文化交流，他给我们总理写信，希望中国为肯尼亚培养杂技团。

我刚到肯尼亚时，曾经管过文化工作。那时广州杂技团在为肯尼亚培养杂技演员，当时肯尼亚挑选了几十个孩子，在广州接受良好的培训，最后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除肯尼亚外，这个杂技团还在周边的许多国家演出，后来我听说这个杂技团解体了，但是他们的成员还自己带徒弟，在其他国家也带出了一些小的杂技团。中国杂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段时间内，在东非地区广为流传。

刘鸿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个东非国家选择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很不一样，当时你观察的实际情况怎样？你怎么看非洲的发展道路？

刘贵今：是的，当时我在肯尼亚使馆工作期间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当时坦桑尼亚搞的是“乌贾马”（集体化）社会主义，对经济造成很大损害，显然这种道路不适合坦桑尼亚的发展。肯尼亚相反，搞的所谓的混合经济，出口替代型经济，比较适合非洲的国情。

当时肯尼亚吸收了相当多的外资，我曾经陪着当时杨克明大使参观过它的一些加工业，比如南非在肯尼亚的一个啤酒生产工厂。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在肯尼亚生产洗衣粉的荷兰化工公司。啤酒和洗衣粉在当时算不上奢侈品，却相当受百姓欢迎，且是必需的生活用品，在肯尼亚市场上供应充足。当时肯尼亚确实是一片歌舞升平，经济发展，社会也相对安定，老百姓对当时的现状都比较满意，这也与肯尼亚搞相对温和的、有市场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有很大关系。

刚去肯尼亚的时候，它和坦桑尼亚的关系还比较僵，因为他们过去曾发生过一些矛盾，东非共同体也已解体。作为外交官我们享受一点特权，可以穿越肯坦边境，坐车去坦桑尼亚境内旅游，经过阿鲁沙，然后到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个小的旅馆住宿。在那里，我们看到坦桑尼亚人是多么渴求肯尼亚的产品，比如说洗衣粉和啤酒，他们把啤酒看做一种奢侈品，如果朋友聚会，两三个朋友分享一瓶啤酒，也被视为很奢侈的享受。肯尼亚的先令名义上讲和坦桑尼亚的先令是等值的，可是到那个地方后，很多人要和你换肯尼亚先令，一个肯尼亚先令可以换三个到五个坦桑尼亚先令，当然作为外交官我们不能到黑市上换钱，但是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当时发展的差距是很明显的，肯尼亚比坦桑尼亚要发达得多。

刘鸿武：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出现多党浪潮，在各国都发生政局变动后，莫伊却坚持了很长时间，直到2007年才不再担任总统。西方曾批评莫伊是独裁专权，你怎么看后来肯尼亚向多党制过渡及多党选举与非洲部族问题？

刘贵今：从肯尼亚情况来看，多党制基本上是西方强加给它的，从莫伊总统本人来讲，他是不想搞多党制的。莫伊曾经有句名言：“部族主义是非洲的癌症。”另外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多党选举实际上是部族人口统计，有多少个部族就有多少个党。”从这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对多党制是持有抵制倾向的。他认为，哪个部族的人多，哪个部族投票的人就多，这确确实实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当然，我认为多党民主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要求搞多党选举制，可以自然地去搞；如果是外来的、强加的一种多党民主制，它不一定适合非洲的国情。

刘鸿武：你1991年去埃塞俄比亚没多久，门格斯图政权就被推翻了，这个政权也曾宣称搞“社会主义”，而且中国有一段时间和它的关系走得还比较近，当然，苏联与其关系也不错。请讲讲当时刚到埃塞俄比亚的感受和你怎么处理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新政权的关系。

刘贵今：我刚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是1991年初，到那里没几天索马里总统被推翻，从此索马里就陷入长期的无政府和动乱状态。当时正是埃塞俄比亚内战正酣的时候，5月份，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现在的EPRDF（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上台，我正好经历了这个动乱和变革的时代。

中国和过去的门格斯图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新政府特别是梅莱斯总统，是一个很有远见、很有抱负的领导人。1991年5月26日，EPRDF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此后，埃塞俄比亚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我刚到时，每晚都会听到枪声不断，这枪声并不是发生战斗，而是当时居委会、联防队他们晚上值班巡逻为了壮胆，不停地放枪，我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听着枪声入眠的习惯。到EPRDF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后，枪声马上就停止了，晚上基本上听不到枪声了，静得出奇地可怕，我甚至睡觉也不习惯了。在EPRDF进城前，我们都收听了它的广播，他们在广播里讲：“现在有些人造谣，说将来埃塞俄比亚会发生动乱，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各国驻埃塞俄比亚的使团，请你们把自己国家的国旗高高升起来，我们到了之后会首先保护你们的馆舍。”

我们是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关闭前两个小时才撤出了我们的人员，包括专家以及大使在内的一些外交官和家属，只留下一些最必要的人员。我当时担任临时代办，我们留下6个人，也设想了各种方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EPRDF占领亚的斯亚贝巴第二天，梅莱斯总统就约见我，我很可能是中国官方见EPRDF最早的一个官员。一见他，我就放心了，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梅莱斯这个人前额特别宽阔突出，还有一双很机智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梅莱斯向我娓娓道来：“中国跟埃塞俄比亚有着良好的关系，过去你们帮我们建了很多项目，埃塞俄比亚人民是从这些项目中受益的，比如你们在北方建的公路，我们称之为‘中国路’，我们曾经开着坦克在公路上打门格斯图的军队，那条路状况很好。希望中国继续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发展，给我们建更多的像在北方那样的‘中国路’。”后来我去看了那条路，确确实实是砂石路，在丛山峻岭之间，质量是相当得好。他又讲：“你们不用担心，EPRDF执政后，我们会和中国发展更友好的关系，搞更多的合作项目，我们百废待兴，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需要中国兄弟的帮助。”我听后很放心，我也向他做出了一个承诺，我们中国政府不会因为政权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将会继续同埃塞俄比亚人民保持长期的友谊，并且同新政府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过渡还是相当平稳的，所以现在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同中国合作的很重要伙伴。现在的亚的斯亚贝巴就像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能看得到中国的存在。

刘鸿武：当时，梅莱斯政府是怎么处理老皇帝之死及与门格斯图政权关系这一历史问题的？

刘贵今：门格斯图是一个很残暴的统治者，长期的内战让埃塞俄比亚生灵涂炭，新政府对门格斯图是完全否定的。EPRDF进城不久，有人从可靠的消息打听到，老皇帝是被门格斯图害死的，埋在总统府的一个仓库下面。由于门格斯图比较迷信，他是让人用枕头使老皇帝窒息而死，然后把他埋在仓库下面，上面打上水泥，也有人说是卫生间。新政府邀请各国使节去作为现场的见证，但是报的地点并不是很准确，我在那里等了4个小时还没有挖出来，等我吃完饭再去，尸体已经挖出来了。原来门格斯图担心老皇帝的魂灵会去缠扰他，所以把他压在水泥地下面。后来新政权把他装在一个很高级的大理石棺材里，摆放在三一教堂。这也可以说是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