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大型报纸是《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机关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全国性大型报纸。

潘梓年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凭此，因此他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办了《新华日报》。

潘梓年，1893年生，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的血雨腥风的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认为“就该这个时候来，赶热闹时，也许就不来了”。潘梓年早年曾出版了我国新文学最早的一部《文学概论》，并翻译有杜威的《明日之学校》、《教育学》，乌德沃斯的《动的心理学》和琼斯的《逻辑》等西方名著。

入党后，潘梓年在家乡宜兴（今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发动过宜兴暴动，调回上海后，主要从事党的左翼文化工作，负责主编《北新》、《洪荒》等进步刊物和江苏省委的《真话报》。1933年，潘梓年不幸被捕，他无视酷刑，几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闭口不言。在狱中，他笔耕不辍，一方面创办了“黑屋诗社”，出《诗刊》，鼓励狱友；另一方面，呕心沥血，完成了长篇哲学专著《逻辑和逻辑学》，翻译了柏格森的《时间和意志自由》等书，著译达上百万言。特别是《逻辑和逻辑学》反响巨大，书中的“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见解相当独到。毛泽东还亲自去信加以赞赏，可惜，此信竟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被毁。

《新华日报》创办之初困难重重、压力巨大。潘梓年四处奔走，找房子、搞设备、觅人员、忙交涉，历时一月，到1938年1月11日，在他46岁生日时，《新华日报》终于在武汉诞生。但随后的10月，武汉沦陷日军之手，报社不得不内迁重庆。转移过程中，船行至燕窝江畔惨遭日军轰炸，16位同志遇难，其中就包括时任报社编辑及文书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

《新华日报》的发展可以说是与国民党迂回斗争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的，特别是到达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后，受到的阻挠、限制就愈发严重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梓年和报社同仁们坚持新闻言论自由，以争取民主和平为口号，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皖南事变发生的当晚，他一面派总编辑章汉夫巧妙应对国民党的检察官，将没有“违检”的样刊送呈检查，一面亲自向《新蜀报》、《大公报》和《商务日报》等民主报馆的负责人说明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赢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第二天，《新华日报》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众，特别是刊登的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诗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啼血之迹更是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悲愤和觉醒。

由于《新华日报》的独树一帜和敢于为群众说话，其影响日益扩大，一方面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亲切地称它为“我们的报纸”，另一方面也招致了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多的刁难，损毁机器、砸抢报纸、拘捕报童的事情时有发生。在重重险恶环境下，潘梓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不畏强权，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导下，将《新华日报》办成了我党飘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面团结抗日的旗帜，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普通群众，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最早创新了党报管理的方法，提出“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九字口号，钻研技术，改进工艺，自办纸厂，大大稳定了货源和提高了质量。同样的土纸报纸，《新华日报》的印字就比别家报纸清晰。“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专门写诗赞颂过《新华日报》的这一“奇迹”，很多群众把这一“奇迹”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比，说共产党办什么都要比国民党高明。此外，潘梓年还以哲学家特有的智慧和远见，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战的现阶段》、《投降主义及其各种表现》、《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战时图书杂志审查问题》、《民众变动问题商榷》等，仅在《新华日报》刊载的署名文章就达80多篇，在《群众》周刊和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更难以计数。

苏联《真理报》撰文称：“自从《新华日报》出版的第一天，它便广泛地揭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旗帜……成了中国人民所爱护的报纸。进步分子和一切爱国志士都敬重它，并很注意倾听它的呼声。”邓初民则赞誉社长潘梓年“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

这么一位憨厚长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没能逃过劫难，1972年4月10日，潘梓年在秦城监狱内悄然离世。纵然周恩来曾下令要保他，但仍无济于事。10年后的2月17日，他当年的挚友、《新华日报》经理于刚，在他的追悼会上含泪写下了这样一首五律：

痛失斯文久，长怀蜀道难。

立言嫌昼短，创业耐宵寒。

逻辑书犹在，新华墨未干。

沉冤从此雪，留得存心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