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武侠片是《无名英雄》

在2004年法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百部中国电影回顾展中，只放映了一部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武侠片，就是1929年友联公司出品的、文逸民导演的《红侠》（茫雪朋主演）。虽然对法国观众和电影研究人员来说能够看到一部八十年前的中国武侠片已经难能可贵，但在1926－1932年之间，在中国出品了二百多部武侠片仅仅凭这一部影片是不足以了解当时武侠片的全貌的。

中国的武侠片诞生在上海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并持续了整个二十年代中后期。张石川在1926年拍摄的《无名英雄》可以被认为是第一部中国武侠片。但是，直到明星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后，这一类型的电影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在上海电影界引起竞拍武侠神怪片的热潮。《火烧红莲寺》共18集，从1928－1931年，前后拍摄了长达四年。1928年5月13日，第一次在上海放映后，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于是红莲寺一把火，“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不仅引出了无数的“火烧片”，如《火烧百花台》（1929年天一影片公司）、《火烧青龙寺》（1929年，暨南影片公司）等，还促使好几家影片公司成立了专门拍摄武侠神怪片的作坊，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一题材的影片。例如：友联公司接连拍摄了《儿女英雄》（1927－1931，1－5集，文逸民导演）、《红蝴蝶》（1927－1931，1－3集钱雪凡、文逸民和姜起凤导演）、《荒江女侠》（1930－1931，1－13集，陈盟然等导演）等等。正如任何类型片都是造就明星的摇篮一样，武侠神怪片也造就了当时一批相当走红的明星如主演《红蝴蝶》、《荒江女侠》的徐琴芳，主演《儿女英雄》、《红侠》的范雪朋，她们在银幕上塑造了最早的中国女侠形象。

当时的武侠神怪片是如此走俏，以至于一些小公司也蜂拥拍摄系列武侠片。如暨南公司拍摄了7集《江湖二十四侠》（1930－1931，王天北等导演），复旦公司拍摄了6集《火烧七星楼》（1930俞伯岩导演）。这种系列影片最早是受欧洲和美国的系列警匪片的启发，而当时的武侠神怪片也带有某些“西化”色彩，如有些影片中的布景和人物的服饰就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效仿。

拍摄系列影片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制作成本，特别是在布景道具上。这些影片的主题一般都相类似，无非是伸张侠客的正义再加上一点浪漫的爱情和某些色情的暗示。对处于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的老百姓有很强的安抚作用。面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倒行逆施普通老百姓束手无策，只好从这些身怀绝技、除暴安良的侠客身上寻求精神安慰。

尽管或使神怪片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大地上风靡一时。但到了1932年却迅速地走向了衰亡。

引起武侠神怪片衰亡的因素是多重的。首先，是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后，全中国人的热情都转向了抗日救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没有人再沉浸在游侠骑士的幻想中；其次国民党在 1928—1929年，掀起了一次反迷信运动，其打击目标直接对准了这些宣扬封建迷信的武侠神怪片。虽然国民党的这一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武侠神怪片。但并没有立即制止它的生产，因为当时的武侠神怪片是构成中国国产影片的主要力量之一，用于抵御外国影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侵占。

1929年，罗明佑成立了联华影业公司。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武侠神怪片的生产。罗明佑的制片方针是减少娱乐片的生产而加强艺术影片的制作，他帮助进步知识分子进行艺术创作，如孙瑜拍摄了《野花闲草》（1930），卜万苍拍摄了《桃花泣血记》（1931），这些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较为严肃的艺术影片与那些宣扬宗教迷信的武侠神怪片是截然不同的。

19321933年，左翼电影的诞生更是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1933）和《春蚕》（1933）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的主题，力图利用电影来改变中国的现状，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也开始对这些更加接近他们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武侠神怪片这种不合时代潮流的影片越来越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