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预备航天第一人是方国俊

方国俊，中国20世纪70年代首批选拔的19名宇航员中的一员，而从其此后的人生经历来看，应该是那批宇航员中最成功的一名。“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中国首届宇航员，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曙光号最终没有发射，要不然中国航天第一人应该是我。”直到今日，方国俊依然无法对当年没能一飞冲天释怀。

60年代首次秘密培训

提起20世纪70年代中国“选航”，方国俊一下子兴奋起来，“其实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选拔过19名宇航员，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其实早在1961年，中国空军部队的24名优秀飞行员就曾经秘密接受过宇航员的培训，而方国俊正是其中之一，“我们当时的教官是钱学森。”

60年代空军选拔的24名飞行员是以学习改装新机种为借口，集中在一起进行培训的，对外则一律宣称是在学习飞机改装理论，但其实这24人一直是在学习有关载人航天的理论知识。当时上课的地点并没有固定，有时候在河北的沧州，有时候在北京的通州。而由于要严格的保密，这批人居住的时候都要交叉居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房间内住两个人，那必定有一个人是科研或者其他人员。

“当时我们每天有8小时的学习时间，1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个别的时候晚上会加班学习。但更多的时候大家都是各自学各自的，只有关系好的，才会偶尔私下交流一下学习心得。”

方国俊说虽然那段时间的生活很单调，但自己却始终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在做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0个月以后，由于经济等原因，该项目下马了，大家也都回到了原来的部队。

尽管如此，方国俊却一直在期待着，他始终相信自己会有登上飞船上太空的一天。但是让方国俊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等就是10年，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10年后他竟然再一次与自己的梦想擦肩而过。

70年代意料中二次入选

1970年，方国俊34岁，任职空军驻广东某部队飞行团长，妻子和孩子也刚刚从上海迁到了北京。当年9月的一天，方国俊至今可以回忆出那天的天气很好，他正组织训练，就接到了上级要他去北京执行任务的紧急通知，尽管当时师长和政委都没有透露半个有关宇航员的字，但方国俊却感觉到了自己此行北京目的–参加中国首批宇航员的选拔。

简单的收拾行李后，方国俊找来了妻子和3个孩子，没有解释此次外出执行任务的原因，也没有说自己要去北京，就和家人在部队大门口的小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全家福，这张相片至今被完好地保存着。方国俊说自己当时就猜到了是关于宇航员的事情，他当时感觉自己各方面素质都很不错，上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也担心自己万一回不来了，所以才有了和家人照张相片的念头。

随后，没有和家人道别，方国俊就踏上去北京的征程。到了北京，他惊喜地发现了很多曾经一起学习过的熟悉面孔，由于来北京之前，部队领导就交代了此行的保密制度，所以大家也只能心照不宣地互相问一句：“又来了？”

方国俊等人随后开始接受严格的身体和心理检查，随着检查项目的难度越来越高，人也陆续地被淘汰，在所有检查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他们看了有关苏联加加林的宇航纪录片，这时候领导彻底交了底：能坚持到最后，留下的就是中国第一批宇航员了。当然，凭借出色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优秀的体检成绩，方国俊被留了下来，并与王志跃等两名战友一起组成了当时三人的“首飞梯队”。

35年前的航天员生活

方国俊回忆说，当年他们体检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现在北京空军总医院门诊楼的二层，和第一次学习理论不同，这一次更注重了身体的素质。在那里，他们没有自己活动的时间，平时除了检查身体就是看看书和资料。在空闲的时间里，最多的就是集体打球，偶尔也会组织大家看看电视或者看场电影。

不仅如此，在那里他们还有着极其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6点起床，9点睡觉，睡觉后还不能随便说话，甚至还有专人巡逻查寝。方国俊说自己刚开始一点也不习惯那么早就睡觉，但没有办法，只好躺在床上熬时间，久而久之，也就能睡着了。他说这个良好的习惯，直到今天他都一直保持着。

当年他们在那里的饮食也有专人配制，每日三餐量都不多，但吃了却不感觉饿。早餐一般是牛奶、咖啡、豆浆、粥，每人还有定量的2个鸡蛋以及腌制的各种咸菜，午餐主食一般是米饭、面包等压缩食品，菜有芹菜等蔬菜、还有豆制品和适量的瘦肉。晚餐和午餐基本相同。

那场记忆犹新的体检

对于当年曾经进行过的特殊检查，方国俊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离心机的检查了。正常情况下飞行员都要承受5个G以上的载荷，少于5个即为不合格。进入太空要承受很大的重力加速度，而离心机就是为了检查人的耐荷能力，而由于太空船在发射和回收的时候都要承受10个G左右的载荷，这意味着要承受10个身体重量的压力，所以受选人员要承受12个G的载荷才合格。

“当时坐进离心机就像坐进了一个飞机的坐舱，离心机启动以后，速度越快离心力就越大，人承受的载荷也就越大。在我们的面前有一盏灯，开始时灯一直亮着，随着速度的加快，灯也就逐渐暗了下去，当灯完全灭的时候，就要赶紧按在坐椅扶手上的呼叫按钮，这样就可以测出此人能承受的最大载荷。”

方国俊当时承受了12.5个G的载荷，这在当时那个团队是最好的成绩，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至今他的身上还留有许多黄豆大小的小血泡，事隔30多年一直都没有消失。

除了离心机的载荷承受检查，当时的受选人员还被带到了北京通县，在安-2型飞机上进行了前庭功能的晕机检查，还让他们坐上改装后的失重飞机模拟太空中的失重飞行。忽上忽下的抛物线飞行，飞机又是盘旋又是翻滚，让人不仅体会了失重，也经受了飞机下降时的超重。“就是作为飞行员，我也没有尝试过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一会儿是轻飘飘的，一会儿是千钧压身的，我还好一些，当时有很多战友都感到了鼻塞、黏膜充血、耳鸣脑胀等症状。”

此外，他们还进行了有关平衡、耐氧、寂寞等方面的检查。方国俊各项都很优秀，他说，检查到最后，有关领导就已经给他透露，如果“曙光1号”飞一人，那非他莫属，如果飞两人，那也一定有他一个。

就在方国俊和他的战友们为飞入太空继续储备力量的时候，“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曙光1号”由于种种原因被迫下马，方国俊遨游太空的梦想也就此破灭了。

方国俊，河南禹州市（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人，1936年出生。1949年入伍。1988年8月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并亲自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90年至1996年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20世纪70年代，方国俊在中国首批选拔的宇航员中以优异成绩荣获第一，2003年被正式认定为中国预备航天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