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红学”研究的开山之人是胡适先生

在中国五四一代学人当中，胡适之先生可谓是学科涉猎范围最广，而且多有建树的少有之人。当年陈独秀先生在北大办《新青年》的时候，极力倡导“德赛”二位先生，掀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身居美国的青年学子胡适先生应蔡元培之邀来北大执教，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深受西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的胡适，很快地就加入到陈氏的新文化阵营，一度深思中国文学前途命运的胡适，加入阵营不久就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显示了这位年仅二十来岁的青年学者独具魄力的眼光和才学，当时很多社会名流纷纷的加入到文学改良的阵营之下，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可以说胡适是功不可没。

随后，胡适先生又将西方的科学实验精神进一步发挥，用其来研究中国的学术问题，《<红楼梦>考证》一文的发表让众说纷纭的“红学”进入到正轨，他提出了用考证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研究，他的这一提法被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是“新红学”，“红学”的学术地位自此建立。

《红楼梦》做为中国古代的一部小说，从书被坊间流传开始就充满着种种扑朔迷离的迹象，首先这本书的作者曹雪芹为何许人？还有那位第一个批注红楼梦的“脂砚斋”又是谁？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未能将书全部写完就离世，让《红楼梦》成为东方小说艺术的“断臂维纳斯”，后世的种种续写，让这部小说的版本成为最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

《红楼梦》做为一部小说，它的创作背后的故事让“红迷”们久久迷恋，小说本身所揭示的社会、家庭、伦理等等的思想让人们说不尽道不完，百年来众说纷纭一片红，“红学”大家更是层出不穷各执所词，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常。当年在胡适先生之前就有刘文典、蔡元培等《红楼梦》的爱好者，用索隐之法探究红楼世界。

西洋留学的胡适先生在美国拜在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门下，接受了正规的科学实验主义精神的训练，《<红楼梦>考证》一文也是他的科学方法的实验作品，受到胡适“红学”思想研究的影响，“新红学”研究者们在胡适提出的两个问题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产生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大师如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等。

然而“新红学”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未能走出胡适先生当年的两个方向，陷入了一种死胡同的境地，很多人围着著者和本子的问题越说越糊涂。有些人提出了和“新红学”家们截然相反的理论，试图颠覆传统的“红学”研究的体系，如土默热红学就主张《红楼梦》的作者应该是洪昇。后世这种混乱的局面，是胡适先生当年所没有想到的，但是他的抛砖引玉的作用在后人看来他依然是“新红学”的开山式的人物。

当然，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站在艺术的角度去鉴赏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的。本子和著者固然很重要，但是这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甚至如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等映射类的，更是有点捕风捉影之嫌。胡适先生当年的这篇文章一出手，就遭到了学界同仁的议论之声，其中我是比较喜欢陈独秀先生的看法，他说：“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书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先生还说：“以小说而兼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的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的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这种观点真的是一针见血。可惜的是独秀先生未能一生治学而从事革命的政治生涯，否则的话陈先生一定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学问大家。其实，抛开学术的观点之外纯以小说的角度看红楼，张爱玲的“张看红楼”也是别具风格。

中国很多做评论的向来是“文史不分”，《红楼梦》研究就是在“新红学”的倡导之下进入到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这使得一部优秀的小说成了一部干枯无味的学究之作，实在是可惜了。艺术的评论，就只能站在艺术的角度，以人性的感知去理解作品的人情味，这样我觉得很得当。

作者：孙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