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份国际关系理论刊物是《外交报》

中国第一份国际关系理论刊物是创办于清末的《外交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近代中国被外力推动着走入国际社会体系。了解国际局势、发展外交成为近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外交报》即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下的“探海窥蠡”之作。

（图：创办于清朝末年的《外交报》某期封面）

精英创办的国际大参考

《外交报》于1902年1月在上海创刊。与当时的很多刊物一样，《外交报》虽名为“报”，但编排更像“刊”，每一份都是长约24厘米、宽约12厘米的线装书。《外交报》为旬刊，每月三刊，由张元济担任“董理”，即主编。

张元济生于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戊戌变法中，他力主政治改革，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转到上海主持南洋公学的译书院。《外交报》最初名为《开先报》，由张元济与好友蔡元培同邀亚泉学馆的创办人杜亚泉等一起创办，1901年10月改名为《外交报》，于1902年1月4日正式创刊，由杜亚泉在上海所设的普通学书室发行。此后，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监理、董事长等职。第29期之后，《外交报》的发行改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刊物编辑工作主要由张元济负责，南洋公学的学员赵从藩等也参与其中。

《外交报》英文名为The Diplomatic Review，每册30多页，封面报头下印有“大清邮政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的字样。刊物志在裨益时局、启发民智，设有论说、谕旨、文牍、外交纪闻、译文、要电汇录等栏目，内容从国际问题述评、中外关系、国际热点到各国政治及官方文书，覆盖外交活动的方方面面。

论说栏目主要刊登国际关系、中外关系热点问题及理论述评。文章多由张元济亲自主笔。其他栏目的文章多翻译自外报、外刊，占了整个刊物的一半多。有学者统计，译文来自英、美、日、法、德等多个国家的近40种报刊。

因时效性强、“采译详明”，《外交报》创刊后不仅受到社会精英的关注，而且成为清政府外务部及各省督抚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参考。

首倡“国民外交”的专业刊物

《外交报》倡导通过外交手段“文明排外”。《叙例》中明确表示：“出文明之手段，以尽排外之天责”，“举我国对外之事实与各国对我之现状之隐情，暨其国立法行政之迹，凡足资借镜者，博访而广译之，以为此报”。

围绕这一宗旨，《外交报》非常注意跟踪国外各种条法、公约的签订。创刊不久，《外交报》就连续3期刊登了《伯尔尼公约》中译本，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这一公约，并组织了有关“中国是否应该加入《伯尔尼公约》”的讨论，推动了《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著作权制度的建立。

此外，《外交报》关注国外最新理论动态，成为国内首倡“国民外交”的刊物。1898年，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有贺长雄发表《外交秘密论》一文，提出“国民外交”的概念。1903年，《外交报》以《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为题对有贺长雄的文章进行了译介。这是现有文献中对“国民外交”进行论述的最早记录。此后，《外交报》又陆续刊登了《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论国民当略知外交》、《论外交之机当伸民气》等文章，提出“国民外交”就是“国民与国民之交涉”，“国民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之政策也”等观点。

《外交报》倡导“开国民外交之常识”，对民国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长达十年的外交编年史

除了注意跟踪前沿国外理论动态、最新国际规范之外，与外交有关的“政党之胜败，军备之张弛，殖民之区域，贸易之自由与保护，以至学术之新旧、宗教之因革、俗尚之靡音、工商业之通塞”，均是《外交报》关注的内容。

针对当时多发的教案问题，《外交报》经常刊发文章，从外交视角对教案发生的原因、处理方法进行探讨，为后世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资料。

对外贸易及华人权益也是《外交报》重点关注的问题。1902年《外交报》第23期刊登了译自驻福州英国领事馆当年册报的文章《论华茶滞销之由》，详细译介了中国茶叶在海外滞销的原因，为国内茶商提供了参考。此外，还刊登了《论澳洲禁止华人之益》，对澳大利亚禁止中国人移民的新规定进行了译介。

由于《外交报》对庚子以后、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对外交往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有学者又将其誉为这一时期的“外交编年史”。

1911年1月，延续十年、发行整整300期的《外交报》画上句号，并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但是，《外交报》“定言论之界、树思想之的”的办报风格继续影响着那个时代的国际问题刊物。

作者：张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