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摄影展览举办于1924年的北京

20世纪二十年代初,人们与摄影虽有一些接触,但对“摄影”这个名词还是弄不太清楚,“照洋片”“写真”是当时普遍的叫法。

1924年6月1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了首次北京光社摄影展览会。原先只能趴在照相馆的橱窗内看到的洋片,现在集于一室展出,还叫什么摄影展览会?这一下引起了北京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影展开幕当天人头攒动,尤其是京城国画界,几乎是倾巢出动,他们亲眼目睹了用摄影的方法,是如何表现中国画的风格,画家们看得目瞪口呆,赞叹摄影的神妙。

北京作为我国的文化古都,摄影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在此之前,小规模的摄影展览仅在北大校园内出现过,此次由北京光社面向社会的大规模影展,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新学风,在文艺方面有诸多的研究小组,如:绘画小组、书法小组、音乐小组、歌谣小组、昆曲小组等等,摄影小组是其中之一。摄影小组成员有:黄振玉、陈万里、褚保衡、吴缉熙等人。

1919年至1921年,摄影小组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第三院举办过三次摄影展览会。1923年冬,摄影小组经常在太平仓平安里陈万里的家中开例会,还从国外订了日本的艺术写真杂志、英国的世界摄影年鉴、巴黎的摄影沙龙集、美国的摄影年鉴等书籍,供同好阅览,为了便于对外联络,大家将摄影小组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校外的吴郁周、钱景华最先入会,不久,同住在平安里的自习摄影家老炎若、刘玄虎得知研究会近在咫尺,马上投奔过来,还有校外的汪孟舒、王琴希等人也闻风而至,摄影组织的人员迅速壮大,迫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艺术写真研究会又改名为“北京光社”。

光社成立以后,摄影例会由不定期改为定期,社员们在一起相互交流,观摩国外优秀的摄影作品,尤其看到日本摄影艺术在东方影坛一枝独秀,大家认为要努一把力,赶上邻国日本,所以大家创作欲特别高涨,同时还筹划着首次光社摄影展览会。与此同时,北大爱好摄影的师生开始多起来,北大校方为了便于大家学习冲印照片,在马神庙的北大第二院设立了照相部,第二院内有南北两排房,北面的是校医室,南面的就是照相部。当时陈万里是北大校医,又爱好摄影,校方便将照相部委派陈万里监管,并聘请吴郁周当辅导老师,凡来照相部学习冲印的师生均由吴老师进行技术辅导。

北大照相部除了为校内师生提供服务外,还肩负着光社社员冲印照片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社员老炎若,他大清早在太庙拍了灰鹤,一扭身骑上脚踏车直奔马神庙,到校时间比北大老师还早,后来他喧宾夺主成了照相部的代理主人。

1924年6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董事会,由北京光社主办的首次摄影展览会开幕,两天时间参观者竟达五六千人,并受到京城各界人士的普遍好评。

在影展上,陈万里个人参展的作品最多,而且每幅作品都特别抢眼,在众社员和朋友们的鼓动下,陈万里精选出12幅作品,自费出版了《大风集》,由于印刷及装帧费用较高,摄影集仅印制了100本。影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上海时报记者万叶先生在报端发表评论,洋洋数千字均为赞美光社之言。各地画报相继与光社签约刊载社员的作品,国外摄影组织和摄影家也主动与光社接触,由此社员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大大增强。

光社在同一地址先后举办过四次影展,1925年 10月1日至4日,举办了第二次影展。1926年10月15日至18日,举办了第三次影展。1927年10月8日至11日,举办了第四次影展。在展出的作品中,有油渲照片、天然彩色片和透明灯片。自第二次影展起,展期由两天改为四天,每次影展参观者均达万余人,当时在京城常住人口数量不足180万,也就是说,每150位京城市民之中,就有1人参观了影展。现在我们的影展,除接到请柬的人们碍于情面不得不参加开幕式外,其余展期观者寥寥无几,甚至不足1万人,为了便于统计,参观者就按1万人计算,2011年京城户籍人口按2千万计算(不包括外来人口),也就是说,每2000位京城市民之中,仅仅有1人参观了影展。

1927年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刘半农加入光社,同年他还撰写了《半农谈影》一书,并参加了光社第四次影展。在第四次影展结束之后,根据社员们的建议,由刘半农出任编辑,将光社历次影展中的经典之作汇编成《北京光社年鉴》。

光社社员的构成以知识分子为主,所以西学东渐渗透于光社始终,订阅书籍、兴办展览,大风影集、半农谈影、光社年鉴,这些都吸纳了国外摄影团体的做法。但作为有闲阶级的阶层,社员们把摄影作为文娱的一种工具,同时深受刘半农“美术摄影”理论的影响,只要把照片拍得像中国画,在当时就是摄影的时尚。光社的摄影虽贴近艺术,却远离社会,更谈不上用摄影思考和分析社会,当爱国运动就发生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手中的相机只能淡然处之。

1923年至1926年,独立于北京光社之外的摄影个体顾淑型,是北京艺文中学教务主任,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的顾淑型,带领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用相机记录了爱国运动发展的实况。顾淑型拍摄的“3-18案件”前后的照片,载入了中国摄影史册,并与前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光社的摄影虽受到历史的局限,但北京光社兴办的摄影展览,对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北京光社兴办的摄影展览,还开创了中国摄影史上的四个之最:光社首次摄影展览会是我国最早的摄影展览,光社社员陈万里自费出版的《大风集》是我国最早的摄影集,光社社员刘半农撰写的《半农谈影》是我国最早摄影理论专著,光社出版的《北京光社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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