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生态地植物学著作是《管子-地员》篇

先秦有关土壤学的文献，除《禹贡》外，最重要的是《管子》中的《地员》篇，它收在《管子》的《杂篇》中。

《地员》篇的主要内容

《地员》篇主要是讨论各种土地与其上所生植物以及农业的关系的。尹知章注云：“地员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浅，各有其位。”宋凤翔说：“《说文》：‘员，物数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数，故以地员名篇。”《地员》篇全文分两大部分。

前一部分，着重阐述土地与植物的关系。首先论述大平原中“渎田”的各种土壤──息土、赤垆、黄唐、赤埴、黑埴。在这些不同的土壤区中，地势有高下，水泉有深浅，因而它们所宜生的谷物和草木就有差别。次述十五种水泉的深浅各不相同的丘陵地。复述依次自高而下的五种山地，各有其宜生的草木及水泉的深浅，反映了植物的垂直分布。然后作出“草土之道”（植物与土壤的相关之道）的概括：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录次），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

接着举出一个小地形中植物自下而上不同的的“十二衰”来，作为示例。

后一部分是对“九州之土”的分类介绍：“凡土物三十，其种三十六”。实际上只谈到了十八种土壤，这十八种土壤又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等，各统六种土壤。每种土壤都有它所特宜的两个谷类品种，总共为三十六个。对每种土壤，不但说明其性状，所宜谷类品种，更述及它们在丘陵山地上可以生产的各种有用植物，如树木、果品、纤维、药物、香料等，并及于畜牧、渔业以及其他动物之类。尤以上土之中的粟（息）土、沃土、位土叙述为详。其他各种土壤都与这三种土壤相比，定出它们生产力的差别。

《管子-地员》篇对土壤的分类和每类性状的描述比《尚书-禹贡》更为细致，对各类土壤与植物关系的分析也更为深入，而且进行了理论的概括，是我国古代一篇极可宝贵的生态地植物学论文。

要正确评价《地员》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需要对《地员》篇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作出判断。而要判断《地员》篇的时代性，又离不开对《管子》一书时代性的总体认识。

《管子》虽托名管仲，但并非管仲所著，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这已成定论。问题在于它是不同学派作品的杂凑呢，还是大体有一个思想体系？是先秦时代的作品呢，还是汉代或部分是汉代的作品？我们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中以弘扬管仲的功业为己任的一派学者作品的汇集 ，基本上属于法家思想体系（人称齐法家或东国法家，而与秦晋法家相区别），但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观点。

战国时人的韩非说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皆有之。”（《韩非子-五蠹》）

司马迁也读过《管子》。

《管子》应该主要是战国时代的作品。针对《管子》（主要是指其中的《轻重》篇）乃汉代作品的观点，一些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予以批驳。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农学的角度补充一点意见。

从《管子》所载农业技术看它的时代性

《管子》是讨论如何治国平天下的书，但作者对农业十分重视，书中不少地方谈到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并对农业技术和农学思想多有涉及，比较集中表述这方面内容的，除《地员》外，还有《度地》、《水地》、《四时》等，“三才”理论也多所阐发，这些，我们以后还要陆续提到。

在《管子》成书的时代，铁农具已经普及。

《海王》云：“今铁官之数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

《轻重乙》云：“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这和战国时代的考古发现和有关文献记载是一致的。

《管子》中也提到了“犁”，如《乘马》云：“距国门之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子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

《山权数》还谈到“一马之田”。以犁和马作为田地或劳动量的衡量标准，表明犁耕和畜耕已经出现。但使用畜力的犁耕并没有推广，所以当时土壤耕作技术仍然属于“耕耰（读音“忧”）体系，而不属于“耕—摩—蔺”体系（后者以《氾胜之书》为代表）。

而这正是战国和汉代生产技术的重要区别之一。其耕作技术更接近于春秋时代，而不是更接近于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