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戒食律是规定君王不能随便杀牛
孟子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此话大抵不差。然而世界之大，老夫子当年偏居中原一隅，考察的样本单一，难免以偏概全。口之于味，既有同嗜，也多异构，抵牾之大，以全球眼光观之，实在大了去了。北京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曾经编织过这样一条“围脖”：“中国拟立法禁食猫、狗肉马肉。意大利拟立法禁食马肉。意大利人每年吃掉20多万匹马。随着文明的进程，人类会最终立法食素吗？”
从食材的选择开始，舌尖上的碰撞就从来没有平歇过。
1988年9月，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举办的时候，据某学者说，那里满大街的狗肉铺子一时间都被关门歇菜。这位学者还说，这便是文化遭遇文明，而向文明让步的一个例证。朝鲜族人爱吃狗肉。20世纪90年代初，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屠宰场运送杀牲的卡车，像装猪猡一样拉着一车车肉狗，在公路上欢快地奔跑。延边人招待客人，最上档次的一道菜，就是狗肉，这也几乎就是他们唯一一道比较有特色的菜。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喜好这一口的好像还不少，比如樊哙，比如刘邦，比如苏东坡、施耐庵、郑板桥，再比如龙飞虎、粟裕、陈毅、毛泽东……形成地域品牌的，有沛县狗肉、花江狗肉、湛江白切狗肉、肇庆狗肉煲……自北向南，为宰狗烹肉设立节庆贵为尊享的，也是很多族群信守的民俗。
欧美人（并非全部）不吃狗肉，他们视狗为游牧民族乃至人类最好的朋友。这是他们的习俗，也就是文化，并且把违背他们这种文化的文化视为野蛮，排斥得很。但问题在于，何以欧美人的习俗、文化就应该受到尊重，可以落地为文明，优化为一种普世的准则；而中国人，包括汉族、朝鲜族以及一切爱吃狗肉的民族在内，我们的文化就仅仅只是文化，非但不能上升为文明，而且还被一个“劣”字明码标签？
一些身份暧昧的本土“文明人士”因此而倍感压迫，急欲脱“劣”。
中国人对狗的感情比较复杂，也爱，也多保留。打开我们的记忆，满脑子囤积的都是狗的负面：落水狗、癞皮狗、巴儿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改不了吃屎、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狗东西、狗仗人势、狗血喷头、狗急跳墙、狗尾续貂……一抓一大把。想要找点狗的正面，难。哪怕它做了好事，俚语里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极尽糟践。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狗一概贬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杜甫）。中国的狗，一旦入了文道，每每与怡情悦性相交融，和仁通义重相纠结，跟外国的狗也没什么两样。但细加琢磨，中外终究有别。中国人事实上把狗分成了两类，作为朋友的狗和作为食物的狗。对朋友，我们毫不吝啬对爱犬的礼赞和宠幸；对食物，我们则眉飞色舞地把狗肉送进肚皮。这就好比我们也赞美五谷稻菽，赞美的目的却不是把它们拒之餐桌。那些用于果腹的狗从本质上说，和美国人酷爱的火鸡、法国人钟情的鹅肝、英国人青睐的小牛排，其实没什么两样。
也许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一直解决不好，所以凡是能吃的东西一般都不会被糟蹋，狗也不例外。中国不少人小时候吃过豆腐渣、番薯藤的，难道还少吗？那不都是饲料吗？人吃饲料，与动物争食，岂不太过野蛮！但是，在连五谷都吃不饱的时候，哪来的人畜分食，以倡文明？还有谁会标榜素食，鼓噪绿色，敢说“肉食者鄙”？即使是一些曾被作为朋友的狗，一旦老迈力竭，在“民以食为天”的道德大义面前，最终也免不了落入汤锅的命运。和人相比，一切其他物种都是次要的。这是以生存为前提的公序良俗。在以往那些饥寒交迫的岁月里，好像没必要引以为耻吧？更没有理由斥之为劣！相反，称其为具有中国或东方特色的“以人为本”，大概也未尝不可。
百多年来，野蛮的丛林法则始终主导着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也主导着全球文明的话语权，弱势的中华民族在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面前，等同于劣质；连带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文化，在同东方的习俗、东方的文化PK时，也总是欺人一头，占尽优越。近代上海开埠以后，西风东渐，国人对大肆屠宰壮年期耕牛、尤其牛犊以供饕餮的洋习俗，也曾深恶痛绝。为什么？农耕文明播种的善习，国人对耕牛给予了朋友的礼赞和足够的虔敬，尊为“耕稼之本”，岂容枉下屠刀！《礼》曰：“君无故不杀牛。”这是中国最早的餐食诫律，并且直指君王。支撑这条诫律的理由铺天盖地，武后时代的监察御史张廷圭的谏言尤为精辟：“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杀牛与否，关乎江山社稷、王朝兴废，哪个皇帝老儿胆敢等闲待之。
而在民间，伏羲氏驯牛的传说，先自为其笼上了一道神祇的光环；贬谪永州的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一曲《牛赋》，取底层视角，体物拟人，为其再添神来一笔：“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觞，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由是观之，物无逾者。”
“物无逾者”，何也？但问耕植，无求功用。正是和这样基本的生产力现实相对应，跟大多数中国人的情感寄托相契合，早在北宋初年编定的《宋刑统》中，就有法条颁行天下，约束甚是严苛：“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诸故”，全部，所有，统统，不管哪种缘故；“主”，牛主。用大白话说，无论官牛私牛，凡杀牛者，一律大牢伺候。到了南宋，刑罚更重：“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如若杀死自家养的牛，则“徒一年半”。哪怕你只是把牛马弄伤弄残了，只要影响到了该畜力的正常使用，也一律按杀牛杀马治罪。
在中国，牛耕人耘，人牛并存，悠悠千载，余绪未了。牛的形象，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性格，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响彻了整整大半个世纪。
天下之口相似，天下之口亦相抵，舌尖上的碰撞，并非出于天生的趣味殊异，按中国孟老夫子的说法，是“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都是由于外部的环境条件使他们的身心沉陷其中的缘故啊。在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看来，食物的确可以传达“某种信息和意蕴”，但“食物在滋养集体的心灵之前必须先滋养集体的胃”。因此，他认为“‘口味是不用争辩的。’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我也赞同食物口味方面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不应当讥笑和责难饮食习惯，就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在人类文明的进步史上，对屠牛的迷恋和对嗜狗的偏执，众口难调，见仁见智，但无非都起步于民俗，端赖于外部环境。对此，我们该孰分优劣？同样是人类忠实的生命伙伴，耕作之牛可以宰杀，牧羊之犬却不可理直气壮地烹煮，其中的霸蛮岂一个文明可以了结！
当中文遭遇英文，当表意文字遭遇拼音文字，当望闻问切遭遇针探刀剖，当三代同堂遭遇门户独立，当大别山深处的授受不亲遭遇地中海之滨的天体沙滩，当割礼遭遇洗礼……当诸如此类的文化遭遇文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因为它们是不同的”，而将其作为文化的多元现象来对待，宽口径容存，大可不必理解为是文化遭遇了文明，更无权以优劣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