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用户首个可以使用的非国产通信卫星是“亚洲一号”

中国1984年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颗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20世纪80年代，尽管通信卫星产业已经发展了几年，有了很大进步，但在长远规划方面，做得并不够好。

比如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在其卫星设计寿命终结之前五六年，就已经开始考虑接替星的问题了。但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商用卫星运营初期对卫星接替、发射的周期和风险考虑不足，一旦遇到接替星发射推迟或失败等问题则措手不及，甚至出现卫星失效、业务无法接替、坐失市场机遇等情况。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轨运行的“东方红二A号”的几颗卫星，都属于超期服役，一些星上转发器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但由于预定的接替星发射失败，使得许多通信卫星用户急得四处寻找门路。在这前后，一个名叫黄翔骏的美籍华人看到了其中潜在的巨大商机。

1984年，由休斯公司制造的一颗Westar-6通信卫星发射失败，漂浮在距离地面200多公里的低轨上。幸运的是，地面跟踪站监测到了它的位置，并发现运转良好。当初为这颗卫星承保的英国MS保险公司在评估了可能的风险和收益后，向NASA求助，于是在8个月后，“发现号”航天飞机特意执行了一次拯救任务，由两名宇航员通过太空行走把它“抓”了回来。

当时，任职于泛美航空公司国际部的黄翔骏，注意到中国上空专用的地区通信卫星还很少，认为这是一个大好商机，于是和加拿大人约翰逊联合成立了PGT公司，准备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从保险公司手中将这颗卫星买到手，然后用中国的长征火箭发射到中国上空。

在那个时候，黄翔骏就敏感地嗅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全球经济中心东移的风向，并预料到这种东移对卫星通信的必然需求。但是，黄翔骏的运气并不太好。他所在的泛美航空公司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新成立的PGT公司，一个主要投资者中东富豪卡舒基也遇到问题，资产被冻结。在这种情况下，黄翔骏四处奔波，游说各方，却最终无能为力。而以此为契机，1988年2月，中信技术公司与香港的英资公司大东电信局、和记黄埔合作成立了亚洲卫星有限公司，经过几轮谈判协调，成功地从美方获得了Westar-6卫星的出口许可证。这颗此前历经周折的卫星，终于在1990年4月7日由中国长征火箭发射成功，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亚洲一号”。

亚洲卫星公司中国部总经理张海明表示：“亚洲一号”最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创造了中国火箭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先河。“在很长时间里，外国人对中国火箭能力并不了解。虽然我们把自己的卫星送上过天，但对于国外的卫星，还是第一次。”

在发表于2010年4月号《数字通信世界》上的一篇纪念“亚洲一号”卫星成功发射20周年的文章中，当时的亲历者透露，在发射前中美双方的技术协调中，很快就发现，“长征三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尺寸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国外采取统一的标准尺寸，而国内是自己的一套系统。此后用了半个月时间，中国科学家才拿出了自行设计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星箭过渡锥，解决了卫星在火箭上的座位问题。而中国火箭发射场上逃生装置的增设，也是从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而始。

在中国用户提供服务上面，“亚洲一号”让中国的用户在卫星容量上有了选择的余地，可以使用中国自行研制的‘东方红二号’，也可以使用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

“亚洲一号”卫星所占据的轨道位置，是在东经105.5度上。它和亚洲卫星目前另外使用的100.5度、122.2度两个轨位，都是香港回归前，亚洲卫星公司以香港的名义向国际电信联盟申请到的。

由于熟悉国际上轨道位置申报的程序，我们的申报登记材料准备得很充分，所以这三个位置上的优先性一直牢牢掌握在亚洲卫星公司手中。而就在这一时期，亚太地区对地静止轨道上的位置争夺，开始呈现白热化。

这种争夺所体现的其实是这一时期有关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太空资源与国民经济的新认知。以中国为例，各大部委、各大企业、银行证券业，都在发展自己的卫星专网，四处寻找可用的卫星转发器。同样的景象也出现在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和地区中。各个有实力的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向对地静止轨道上发射通信卫星，由此也进入国际电信联盟最忙碌的一段时期。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电信联盟，是各国政府协调全球电信网络和服务的机构。由于卫星通信也要使用到无线电波，牵涉到不同无线电业务之间的频率干扰问题，因此也归属国际电信联盟管理。

人们经常说到轨位，但其实最突出的资源特质是频谱。在非静止轨道上，轨道资源受限的特性并不那么鲜明，但能够使用到的无线电频率是有限的。频率超出一定范围，目前的设备、技术难以应用，是频谱资源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轨道位置和频率，是一个整体概念，专业上统称为频轨资源。

频轨资源协调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资源问题涉及国家的战略储备问题，卫星项目属于一个国家在天上的基础设施，涉及国家利益，往往牵涉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外交、政治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后，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也是通信卫星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中，频轨资源的争夺问题显得特别突出。由于此前没有对申报登记足够重视，一些现有轨位的维护又不是很好，再加上其他国家的竞争，在这段时间，中国的卫星吃过好几次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卫星圈里大名鼎鼎的“汤加现象”——亚太卫星公司发射的两颗卫星，发射上天后无位可占，无奈之下，只好以很高的代价，与登记了东经134度和138度两个位置上的C频段资料但却没有卫星在轨的汤加合作。

对频轨资源认识不足的历史教训，有时会被归结为令中国的通信卫星产业在1997到1998年左右走入低谷的原因，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轨道位置和频率资源说到底是可以用更先进技术解决的问题。

比如美国有一颗还在工作中的气象卫星，却不再维护资料了。因为它的抗干扰能力强，别人干扰不着它，如果有人抗议它可能会产生干扰，反正轨道位置多得是，大不了就走。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中国在134和138两个位置上漂亮的还击，汤加虽然在这两个位置的C频段上占了先登先占的便宜，但中国有了使用Ku频段转发器的卫星后，及早向国际电联提交了这一频段申报资料，所以中国在这两个位置的Ku频段资源占有，有优先权。

从长远的角度看，还是技术和国家实力在决定太空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