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开现代性学风俗研究先河的是民国的张竞生博士
张竞生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的“爱情定则”。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公开为陈淑君辩护。
在这篇文章中,他骨子里那种浪漫天性里的“可爱”显露无遗。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以陈淑君的事件作为论据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他的爱情定则有四:一是爱情是有条件的;二是爱情是可比较的;三是爱情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在他看来,“陈女士是一个洋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他还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改约即解约。”
当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趁势就这个话题策划了系列讨论。短短两个月,《晨报副刊》发表了讨论文章24篇,信函11件,其中大部分都反对张竞生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这场著名的爱情大讨论还吸引了周作人、鲁迅、许广平等文化名流参加讨论,鲁迅评论他的观点时称“25世纪或能通行”。
杂志、书店、名声皆因“淫”字而毁
1926年5月初,《性史》第一集由北京光华书局公开出版,新书上市,万人争购。
因为这场爱情大讨论,本已在北大讲坛站稳脚跟的张竞生更是红极一时。
然而,三年后,一场《性史》风波宣告了他黄金时代的结束、声名狼藉的开始。
1923年9月,身为北大风俗调查会主席的张竞生在北大课堂开讲性学第一课。他的解释是:“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会他游泳,则人们当时暑热满身焦躁时才肯入浴,断不会在严冬寒冷投水受病,又断不会自己不识水性,就挽颈引领,闭目伸头,一直去跳水死。故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
此举已属石破天惊。及至1926年,由他编纂的《性史》出版,掀起的就不啻惊涛骇浪了。
“性欲博士”之名由此成
1925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征集性史的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充满浪漫理想的他极富激情地鼓动道:“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
他提问的内容从“你几岁春情发生?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到“你曾嫖妓否?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问题之“深入”,令人瞠目结舌。他还在广告中召开读者:“给我们一个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性史”征集。出人意料的是,应征稿件纷至沓来,不到一个月,就超过了两百篇。张竞生挑出七篇,精心编纂,亲撰序言,并在每篇文章后都附上精彩点评,介绍自己研究所得,解答作者疑问,结成第一集。
1926年5月初,《性史》第一集由北京光华书局公开出版。新书上市,万人争购。其惊世骇俗的能量无异于一颗原子弹爆炸。批判和责骂铺天盖地而来,直指《性史》为“淫书”,张竞生为“性欲博士”。
张竞生百口莫辩,狼狈不堪。火速通知书局不得重版,准备付梓的《性史》第二集也赶紧撤稿。然而,诲淫之名,已成定谳。半世骂名,也不可逆转。
对于这场令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的风波,张竞生多年以后在《十年情场》也有反省:“反观我的《性史》第一集是什么情形呵?价钱不过三毫,人人可以买得起。况且只有性的叙述,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当然使读者只求性的事实(也可说是天然的史实当然免不了许多淫逸的毛病),而不知道哪种性史是好的,哪种是坏的了。”
他又说:“我当时已知《性史》所犯的错误了,但因社会上的责骂与禁止,使我无法纠正我的错误。”
四面楚歌的张竞生避走上海。几个月后,他重整旗鼓,于1927年元旦在上海推出他一手策划的《新文化》创刊号。张竞生以新为号召,以美为依归,以性为武器,再次向旧传统、旧文化发起新的冲锋。
“我当时以为这样可以提高男女的情感,得到美满的婚姻。而且我痴心由这样春情奔放,可以生出身体强壮、精神活泼的儿女。”或许,张竞生这段话可以解释他对性学研究那种不屈不挠的坚持。
事实上,在上海滩闪亮登场的《新文化》,每期都以超过一半的篇幅刊登张竞生自己撰写的或朋友翻译的关于性学方面的文章,以及回答读者提问的关于性教育的问题。无论是刊发文章的数量,还是提出问题的前卫程度,《新文化》都堪称中国第一本性教育杂志。
结果可想而知,1927年11月,只出了6期的《新文化》因“猥亵”之名,被迫停刊。张竞生转而精心经营“美的书店”。
有意思的是,“美的书店”在1927年5月开张那天,居然门庭若市。因为好奇,读者纷纷慕名而来。书店仍除了有张竞生自己著的《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美的性欲》外,还有大量英国文豪霭斯理的《触角与性美的关系》、《性冲动的分析》等性学书籍。
“美的书店”被鲁迅树为反面
尤其令人哗然的是,“美的书店”全部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这是上海滩,也是全中国首次雇用女职员。张竞生此举之初衷本在提倡妇女“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并把女性热情周到、耐心细腻的特点用于商业活动。
然而,由于同业相争,“美的书店”仍难逃“猥亵诲淫”的罪名。终不堪同业与警局的摧残,以黯然倒闭而告终。
最令人唏嘘的是,让张竞生背负“色情”、“淫诲”骂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是鲁迅在《书籍与财色》里的对张竞生用美女做招牌的辛辣嘲讽。
鲁迅针对当时书籍促销的手段写道: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而该文末尾对张竞生注释竟是“宣传色情文化”。直到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鲁迅全集》,张竞生词条的注释才修正为“是我国提倡性教育和节制生育的先驱之一”。
归隐田园 提出农村城市化
《新文化》停刊、“美的书店”倒闭,身心俱疲的张竞生还落得个与画裸体模特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海上三大文妖”的骂名。
在他的后半生,他更多地“归隐”故里。不过,这个历经巴黎风月、京华烟云和十里洋场的浪漫斗士梦并没有破。
20世纪40年代,回到“故园”的他,开公路、育苗圃,办农场,办农校,不亦乐乎。显然,他的浪漫天性在山野田间同样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挥洒。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张竞生当年许多建设农村的先进理念。例如,早在1937年,他就建议搞民库证券,解决农民资金短缺问题;又如,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提出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
他那时极自信,极自豪地走到山头,遥目遍望诸山峰,口中常指它们叫出欢悦的声音:“山呵!我们征服你们了!”
据他的次子张超回忆:“父亲在农校兼课,用半天时间打理故园的果树。他从不戴笠,只穿短裤,光身赤膊,晒得黝黑,外表看比农民更农民。”
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开的“性史”征集
“你几岁春情发生?”
“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
“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
“你曾嫖妓否?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
——1925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征集性史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