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早的“红卫兵报”创刊于1966年9月1日

红卫兵报刊开始发行时，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因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派，通过邮发的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报纸——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了。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红革会”的人员来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该处代为发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九期《红卫战报》，并要求此后要将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与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他们称之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我们就消毒到哪里。”发行处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3天后，“红革会”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解放日报》发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见有机可乘，也派“工总司”的工人造反队进驻解放日报社。

上海人民和反对“工总司”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迅速聚集了50万人，把解放日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在报社外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迫于内外压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红革会”和“工总司”的要求。于是后来一段日子里，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战报》“押解而出”的“奇观” 。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另有高招，他们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1967年夏，北京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及姬鹏飞等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街头卖报的照片，给我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在全国红卫兵小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首都红卫兵》。说它影响大，和它创办者的名声有直接关系——它的创办者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自诩“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质学院、林业学院、清华大学等20多所院校的红卫兵开始酝酿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个院校红卫兵组成。9月13日，“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正式出版。

《首都红卫兵》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初创时举步维艰，编报人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由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然，随着“三司”的名声日益显赫，情况有所改观。由于“三司”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学生，因此，“三司”一诞生，便把矛头对准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形形色色的小报中，《首都红卫兵》第一个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第一个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夺权”口号；第一个在11月份发表《打垮新的反扑》文章，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捍卫力量。
那段时间里，《首都红卫兵》的文章时不时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转载。各地红卫兵报刊的转载更是频繁，有些言论甚至被当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据。于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谁与之看齐，谁便成为“响当当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份送到案头的小报。此刻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使越来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轨道上来。几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的批示，试图用军队的干预控制全国局面。但谁是“左派”？在几十天内揭竿而起的林立山头中，全都“唯我独左”。于是他想到了大联合。

毛泽东在《首都红卫兵》这篇社论标题上划了铅笔红圈，要求各大报刊立即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立即响应。被“两报一刊”转载，在当时是最高的殊荣，《首都红卫兵》报从此声名鹊起。该文的执笔者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国的形势并未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走向“大联合”，而是迅速滑向了“全面内战”的深谷。

红卫兵小报如何由盛转衰

说《首都红卫兵》的影响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面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

由于“三司”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众多的联络站，煽动造反，《首都红卫兵》报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7年1月底，“三司”联络站覆盖了沈阳、重庆、长沙、南京、上海等40多个城市。《首都红卫兵》还在各地办分刊，在北京还有中学中专版。这些分店和总店共同发行报纸的数量，难以统计，据粗略估算，鼎盛时期当不少于50万份。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分店，各自为战，难免与总店有不谐之调，以致在“内战”最酣之际，因支持地方的派别不同，互相声明攻击，分刊批本刊，本刊宣布分刊为非法的“热闹”场景屡屡上演。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两个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有的合并，有的解体，红卫兵报刊的数量、种类开始减少。

但是，在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造反领袖控制的单位，情况并没有好转，武斗仍在继续，煽动武斗的红卫兵报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泽东闻讯震怒，连夜召见“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斥责。次日，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结束了红卫兵造反派横冲直撞的时代，也结束了红卫兵报刊“指点江山”的状况。

此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毕业分配、上山下乡，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大学红代会停止了活动，《首都红卫兵》也理所当然停刊。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易名出版。

毛泽东笑看小报，兴致盎然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对与日俱增的红卫兵小报的关注，不亚于此前对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的兴趣。

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从长沙专程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文革”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两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曾问周世钊：“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回答：“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乐意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道全国各地进行‘文革’的情况，特别是以报道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道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战争年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让他们告急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

那天，周世钊向毛泽东汇报了“六六”事件，即6月6日发生在长沙的“工联”派与“长高司”派的武斗。没想到毛泽东对武斗的情况了解详细，如东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来。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你怎么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些啊！”

“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毛泽东说：“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

那一堆摊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的小报，有些是地方上送来的，有些是毛泽东嘱咐工作人员从街上买来的。他对此看得很仔细，各不同派别办的小报都要看。

两天后的7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到了武汉。这是他“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目的是要找出解决“全面内战”局势的办法来。所到之处，他仍然要收集、阅读大量的当地红卫兵小报。这成为他当时调研的一种方法。

然而，由于突如其来的武汉“七二”事件，毛泽东被迫中断了在武汉的实验，转赴上海。在上海，毛泽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依然阅读大量的红卫兵小报。

在上海“工总司”的报上，毛泽东批下了那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段指示不久即被传布，反映了毛泽东由“乱”到“治”的思考，开始扭转“全面内战”的局势，使之逐步走向有所控制。

9月1日，毛泽东来到江西南昌，在和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谈话中，他依旧兴致盎然地引用着从红卫兵小报上得到的见闻。当筹备小组汇报到南昌附近发生武斗时，毛泽东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接着，他又总结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6、7、8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看出问题揭开来了，事情好解决了。

对此次南巡未到的四川，毛泽东也通过阅看那里的红卫兵小报了解情况。1968年3月，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到：四川问题，主席看得比我们多，主席是看了小报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比如重庆“八一五”、“反到底”派的，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攻击中央领导人的“群丑图”

在与外宾的交谈中，毛泽东也会说到中国的红卫兵小报。

1967年6月初，毛泽东在会见东南亚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时，曾这样问道：我们的地质学院有个《东方红》报，你看到了吗？外宾说：我见到了。它的销量达10万，有时甚至超过10万。在上海时，我曾向上海的同志说，最好把中国的报纸销售量统计一下，我想这个数字可能要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销售总数还多。毛泽东点头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

在阅看红卫兵五花八门的小报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出了不少问题，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极端的错误做法。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1967年初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突然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就问道：“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小报，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我看看行吗？”傅马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翻开，看到一份载有“群丑图”的红卫兵小报。在这幅图中，画着两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一人坐一顶，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被诬陷打倒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一百人。画面上，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嘴里叼着一把刀子，陶铸鸣锣开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示意下，红卫兵们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群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我们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群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然而，那份“群丑图”已随着清华《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撒向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在那段失控的状态下，已经无力制止和改变红卫兵小报的泛滥和狂热言论的传播。

几年以后，“群丑图”的作者，一个涉世未深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翁某，也被打入“文革”狂澜的底层。此刻，他才痛心地追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鬼见愁”对联激起千重浪

在浩如烟海的红卫兵小报中，有一份用年轻的生命写下耐人寻味文字的《中学文革报》，它浸透了编者和作者的血和泪。让这份报纸名闻遐迩的，就是该报创刊号上的《出身论》，以及作者后来的悲惨下场。

《出身论》的作者是失学青年遇罗克。他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的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那以后，遇罗克陷入了苦恼的深思中。1960年，门门功课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的他，却没有任何大学录取，问题就在家庭出身的阴影。

当时十二三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1966年七八月间掀起的一阵“血统论”狂潮。7月底，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校的学生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随即风靡全国。围绕这副“鬼见愁”对联，在北京芭蕾舞学校、天桥剧场等地，召开了名为辩论实则一边倒的大会。与红卫兵挥舞的皮带相伴随的，是社会上迅速分出了“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农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红外围”（其他劳动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阵营。不要说参加红卫兵须严格审查出身，就连买一些紧俏商品，售货员也会问一句：“什么出身？”若是“红五类”，可优先供给，若是“黑五类”就没份了。

面对狂热的浪潮，遇罗克经过深思，写出了《出身论》一文。遇罗克写道：“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究竟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最后，文章大声疾呼：“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仲秋10月，《出身论》被油印成传单，在人们手中传阅、抄录，引起了更多人的议论和思索。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出身论》深表赞同。他们找到遇罗克和他的弟弟，商议筹办《中学文革报》。不久，创刊号面世，《出身论》赫然刊于头版，文章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创刊号开印3万份，刚拿到街上就被一抢而光。重开机又印了6万份，几天内又销售告罄。《中学文革报》从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最热销的报纸。有的人还能忆起当年人们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盛况：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的铁栅栏外，拥挤的人群把手伸进去，极力想买到一份，一张报纸被两个人抢作两截，仍互不相让地争吵着。持不同观点的一些红卫兵赶来，撕毁了一些报纸，立即引起人们的愤怒：“为什么撕报，不同意可以写文章辩论嘛！”在斥责声中，《中学文革报》继续出售，更加抢手。

但这篇文章招来了激烈的反对和咒骂。《兵团战报》等多数红卫兵小报，都以《中学文革报》为靶子，开展了大批判。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没有屈服，他五次上书毛泽东，汇报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理解。当然，这些信都没有能寄到毛泽东手中。《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罗克被逮捕。

经过几十次审讯，戴上重镣和背铐的遇罗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片狂热口号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他，仍然昂首挺立。这年，他才27岁。

《中学文革报》还有一个殉葬者，即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女学生郑小丹。她因参加该报文章的撰写，并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18个质问，被红卫兵用铁丝网捆住全身，从四层楼顶扔下来，摔死了。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它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仍值得我们深入地反思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