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早的女性职业外汇交易员是王丽丽

“对于我分管的部门，我都会事无巨细地告诉相关人员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要遵循什么步骤、程序，一个月后要做什么、一年后要做什么，什么时间节点上应该向我汇报什么，等等。我的所有批示都很具体。有一段时间，每周我会给我分管的所有部门主管发一个督办单，这样，即便相关人员自己忘记了，我也都记得。这种做法后来虽然取消了，但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如果布置的工作没有及时完成，还是一样督办。”

可这样做，是否有“微观管理”之嫌？

王丽丽并不认为自己在做“微观管理”，她坦承自己一直抱有这样一个观点——不能所有人都谈宏观，总得有人干微观，有人去抓落实，这就是“执行力”。

如果一位年轻的交易员在王丽丽麾下工作，此前曾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位业内传奇人物的种种或真或假的传闻，总感觉在从事业务时，会有一双目光如炬的眼睛在近距离凝视着自己的每一个举动，时刻会发现哪怕最不起眼的纰漏。这样，会不会让人很紧张，甚至有“芒刺在背”之感？

“我想这种情况会有，”王丽丽坦言，“但我觉得他们都能理解。其实，我很重视培养年轻人。在我看来，帮助年轻人成长，第一要严格要求，其次是对他们可能出现的错误要有容忍度，第三则是要有详尽的指导。其实，在年轻人身上，我最看重的是激情，即便能力有些欠缺，只要有激情，能力可以很快获取。没有激情，浑浑噩噩的人，我不喜欢。我不会对新人求全责备，但我会观察谁有学习的欲望。拿到一份业务报告时，我会注意下面的落款。报告写得好、下了工夫的，我会记住名字，在会议上给予公开、具体的褒扬，希望借此激励年轻人。我没有钱去将激励机制落实到位，但是让大家知道、认可一个人的成绩，我还是能做的。”

看重激情与学习能力，应该是同王丽丽自己的个性相契合的。“我的求知欲很强，年轻时基本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学习到晚上10点多。那时候，你觉得自己在圈子里已经做得最好了，但如果有人逼近我，我会很紧张，觉得自己还应该更好。这些年来，可以说我一直被这种感觉逼着往前跑。当然，我的机遇也很好，历任领导对我不错，让我能有一个表现的舞台，做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老天对我不薄。”

在国际舞台上

王丽丽回忆着参加APEC峰会时的情景，脸上洋溢着幸福、陶醉的光彩。任职于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以下简称APEC）已历10年，王丽丽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及APEC世界妇女领导人组织成员。

参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纵横捭阖，同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这样的经历颇富挑战性。“在那种场合，你需要将国家利益的大背景时时刻刻装在脑子里。没有人能够设想所有的突发事件，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告诉你遇到什么情况时要怎样应对。”

比如涉及两岸关系的问题，王丽丽讲了两个小故事。

一是2001年的上海会议。本来会前的默契是，中国台湾只能派“次长”级官员参会，但那次他们却派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李远哲找到王丽丽，希望通过她传递一个信息—在关于中国台北代表级别的问题上，“两岸各退一步”。“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这是王丽丽的回答。

二是在2006年的河内会议上，中国台北代表打算在对话中抛出一个刁钻的问题，王丽丽决定阻止他。这个代表一直推托有事，避而不见，王丽丽就等在他下榻的酒店大堂里，一直等到午夜，终于等到这位代表，并同他一直谈到凌晨一点半，最终说服了对方。“国家利益当前一定要强硬”，王丽丽回忆道。

本次采访不久前，王丽丽刚刚参加完在新西兰召开的APEC会议回到北京。会上，应东道主之邀，王丽丽作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旨报告，中英文对照，同时提交给央行和银监会领导，以及外交部。王丽丽的另一个提案是关于跨国资本流动过度的问题。关于前一个报告，王丽丽透露，这是一项长期工作，还要做进一步准备提出第二轮报告。至于后一个，则源于她对当前危机的观察与思考。

“你知道英国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HBOS）破产案例吗？”王丽丽问道。“我分析了这家银行破产的原因和整个过程，发现它同美国的银行破产案例很不同，其资产负债表其实非常健康。其破产完全是资本市场短期的非正常流动所致。我很想就此做一个案例分析，这同我此前两年所作的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课题是一致的。”据王丽丽透露，她的这一提案得到APEC多个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秘鲁、智利等的重视与参与，还从APEC申请了一笔研究资金，由美国南加州大学作专题研究。

直到2008年底，王丽丽一直是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ChamberofCommerce，以下简称ICC）最高决策层即执行委员会（ExecutiveBoard）的成员。熟悉外贸业务的人对ICC都不陌生，因为了解ICC对各种国际贸易术语的解释，是从事外贸和贸易融资最基础的入门知识。作为ICC最高决策层成员，过去6年中，王丽丽参与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具体工作，照王丽丽的描述，“一群白头发、戴眼镜的大人物关起门来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所有议题都要讨论表决，要阅读大量的英文资料，而且全部要事必躬亲，不能指望助手的帮忙，因为在ICC总部门禁森严，外人无法窥其门径。”

长期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针对当前全球危机之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王丽丽正在设想能否通过贸易融资打开资金通道，提振全球经济增长。

眼下，王丽丽还是国际掉期与衍生产品协会（InternationalSwapsandDerivativesAssociation,Inc.，以下简称ISDA）董事会成员。

“这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有关国际衍生品交易的很多规则都是由该组织制定的。”王丽丽这样介绍协会在全球金融业中的地位。同其他“高级金融”规则制定机构一样，ISDA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欧美人士”和“男性”主导——董事会20多位成员中，除王丽丽外，只有两位亚洲人，分别来自日本的瑞穗银行和野村证券，其余的则全部来自于欧美的金融机构;除王丽丽外，也只有另外两位女性，其中还有一位在秘书处从事行政，而非业务工作。

“中国一定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否则，没有话语权，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而且会莫名其妙地受损失。”任职于该协会，王丽丽不仅要代表中国金融界的利益，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过程中为中国金融业争取更多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整个亚洲金融界的利益。

“你知道ISDA董事会用了多长时间才就是否接纳一个中国人进入最高决策层作出最终决策？整整一年的时间!”王丽丽回忆道。“他们最初同我就有关接纳我加入董事会的意向接触一年后，才突然通知我说该组织董事长希望同我电话交流，而后，一个星期六早晨，在我全然没有防备时，电话打到我家里，足足‘拷问’了我一个多小时，问题涵盖我本人的从业经历、衍生品相关知识，以及对ISDA组织的认识。一直到我正式成为董事会成员、有权查阅其内部机密文件后，我才知道，原来为了我的任职，ISDA董事会专门召开过两次会议。”

早在当前的危机爆发前，包括沃伦·巴菲特在内的业内闻人即曾指责衍生品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本次危机中，衍生品，特别是OTC衍生品交易缺乏监管与透明度，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之一，作为规则的制定者，ISDA备受关注。当前ISDA的工作一是要为衍生品交易建立监管机制，二是建立中央清算机构，希望借此提升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更好地控制风险。规则的制定总会涉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在ISDA董事会内各种不同见解也时有碰撞。对此，王丽丽表示，在这个舞台上，她一定要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金融业的合理利益诉求充分表述出来。

在王丽丽的努力下，ISDA第24届年会于2009年4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这是该组织首次在中国召开此类会议。央行和银监会相关领导届出席。

在事业与家庭间游刃有余

“我们自己驾车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路上你感觉蓝天、白云离你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摘下天上的云朵。你能亲眼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在飞奔—真的是在‘飞’，轻灵得像飞禽。我们走过唐古拉山口，走过雅鲁藏布江，感受青藏高原上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体验藏民的生活。”

王丽丽讲述着自己的西藏之旅，颇为感性。

“生活是自己创造的，怎能不兼顾？”王丽丽反问道。“但肯定会有所牺牲。”

王丽丽并不讳言曾有过的“焦头烂额”。结束在伦敦的任期回到中国银行总部，本想休息一下，好好享受家庭生活，却立即被行长委以领导全行信贷改革的重任，其后的三五年间，王丽丽几乎每天“干得昏天黑地，不到晚上10点不下班”。有一年的元旦，新年的钟声已经敲过，王丽丽还在办公室加班批贷款。时任中行行长刘明康也在加班，离开办公室时，特地叫人给王丽丽送来一块点心，“当时我太饿了，感觉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吃完后还要继续加班”。

还有一次，王丽丽的先生在英国学习，留下她独自一人照料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一天，王丽丽让儿子放学后在某地铁站等着她去接，可那天因为工作太过繁忙，直到晚上10点，王丽丽才如梦初醒地记起儿子还在等着她，其时正下着雪。

“为了事业真的需要付出很多，但没必要到这种程度。虽然我是这么过来的，但其实并不赞成女性专业人士要这样做。”虽然时隔多年，谈起这个小插曲时，王丽丽的神情和言语间还带着些愧疚。

现在，虽然还是几乎每天加班，周末也经常要出差，但王丽丽表示，加班时间不会那么久了，尽量和家人共进晚餐，周末如果不出差，“一定要和家人好好安排一些活动”。

虽然先生有时会“挤兑”她“不食人间烟火”，已经上大学的儿子也会就“人生价值”之类的问题同她争论，但谈起这类家庭生活琐事时，王丽丽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对家人的深深的眷恋与由衷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