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鹤鸣先生在中国电影史上创造的若干“中国第一”

1939年，在联华电影公司吴邦藩先生的财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下，颜鹤鸣创办了美成电影实验工场，自兼技术科长。专为其他影片公司提供摄影、录音、洗印、制景等服务。例：费穆编导的《孔夫子》《太平天国》《洪宣娇》等影片都是在“美成”摄制完成的。“其间，颜鹤鸣用自己研制的小型摄影机，采用16毫米胶片试拍过影片《贤惠媳妇》片段，获得成功。第二年，他又为拍摄电影《欢喜冤家》试拍了几段彩色样片，这就是中国早期用彩色多层胶片拍摄电影的初步尝试”。

1945年，颜鹤鸣经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准，代表中国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去美国采购电影器材设备。制造商纷纷向他推荐各自产品，颜鹤鸣无所适从。这时他想起了摄影大师黄宗沾先生（黄曾十次被提名，二次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就冒昧地与他通了电话。没想到他还记得颜鹤鸣，并主动建议先带颜鹤鸣去好莱坞各电影公司摄影棚看彩色电影的拍摄，参观洗印车间，电影机械制造厂。同时他想陪颜鹤鸣去挑选采购所需要的摄影器材设备。

颜鹤鸣听后真是喜出望外，这正是他所想的。最后颜鹤鸣在黄宗沾的陪同下采购到质量上乘，价格合理的电影摄影器材、胶卷药粉等，顺利完成了这次采购任务。在美期间，他们成了知己好朋友。颜鹤鸣在黄宗沾的热情帮助指点下学到很多拍摄彩色电影的经验和冲洗技术。在他的推荐下，颜鹤鸣加入了美国电影工程师协会，还参加了各种专业活动。这些都为颜鹤鸣后来指导拍摄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打下了基础。

颜鹤鸣回国后，先在家的浴缸中冲洗16毫米彩色反转片，后自己设计造出一架简易的冲洗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彩色片的冲印实践中。不久便掌握了彩色片的冲洗技术。导演费穆得知这一消息，产生拍摄彩色片的念头。

著名戏曲大师梅兰芳先生曾写道：“……费穆对我说：‘今天来，专诚和你商量一件事……有一位颜鹤鸣在试验冲洗彩色片的技术颇有心得，我打算和他合作，请你拍摄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特来征求您的意见。’我说：‘这事我很有兴趣……请你与颜先生就技术上的问题再研究一下，我也仔细想一想，过几天再做决定。’过了两星期，费穆又来找我说：‘文华公司吴性栽愿意投资合作’于是费穆约了吴性栽、颜鹤鸣和我在一起经过几次协商，决定了拍摄彩色影片的计划……”

最后，电影事业家吴性栽先生愿意投资十万美金，成立华艺影片公司，拍摄由梅兰芳主演，费穆导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颜鹤鸣负责彩色、录音技术指导，黄绍芬负责摄影指导。而彩色工艺更是该片的关键技术。“《生死恨》一片产生的第一推动力是中国电影史上著名技术专家，发明家颜鹤鸣……”

为了慎重起见，颜鹤鸣在开拍前再次进行片段试拍和色彩调试，直至彩色冲印出来还原逼真。梅兰芳和费穆看后完全满意，影片才于1948年7月底正式开拍。拍摄期间正逢盛夏，加上高强度的灯光照射又没有冷气设备，演员和摄制人员都非常辛苦，大家齐心协力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把影片摄制并冲印完成。当时梅先生审看了全部样片，甚为满意。后来电影界老前辈金兆元先生在一文中也写道“……内部试映都认为色彩绚丽自然，不逊于所谓美国七彩片”。梅先生的二胡琴师倪秋平先生看后在当年申报撰文写道“……试映时大家认为满意，不但录音清晰那光线和颜色也不让舶来品电影专美于前，那是颜君几年来努力的成绩”。

遗憾的是，当时上海所有电影院用的都是35毫米的放映机，美国带回的16毫米彩色反转底片必须送至美国扩放成35毫米电影。影片三个月后寄回上海，大家看后都傻了眼，大红变成粉红，金色变成土黄“彩色处理很不理想”费穆和颜鹤鸣大失所望。梅先生更是伤心流出了眼泪。尽管如此，影片在大光明，黄金和皇后大戏院隆重上映时，仍吸引了大批观众蜂拥前往观看，盛况空前。电影《生死恨》毕竟是由华人自己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拍摄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它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总之，参加摄制《生死恨》彩色艺术片的全体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因为对舞台艺术进入彩色电影方面的工作，我们打了先锋，作了大胆的带有冒险性的尝试，因而值得加以记述的”。

上海解放初期，颜鹤鸣创建了中国五彩电影实验工场，先后出品了黑白影片《七十二家房客》（杨华生、张樵农等主演）、彩色戏曲片《石榴红》（戚雅仙、徐天红、高剑琳等主演）等影片。文华电影公司出品的彩色片《越剧菁华》（桑弧导演，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王文娟等主演）和彩色片《相思树》（袁雪芬、魏凤娟、陈金莲等主演）。上述三部16毫米彩色片都是在颜鹤鸣的中国五彩电影实验工场，用自己设计制造的彩色翻转工艺设备冲印的。这三部彩色戏曲片因色彩非常鲜艳，艺术效果很好，当时风靡上海滩。

1951年早春的一天，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告诉颜鹤鸣一个喜讯，周总理要审看彩色片《相思树》颜鹤鸣在电影局的干部陪同下，带了两台16毫米放映机和电影拷贝来到北京。三天后他们被总理秘书带到中南海一间小客厅，一直等到深夜三点，总理忙完政务后才来观看，当《相思树》放完第二本时，总理站起来对颜鹤鸣说：“这部电影剧情和表演都很好，色彩也鲜艳，可惜声画分开，又只能在你特制改装的机上放映，我看《相思树》送德参展只能放弃了……”稍隔片刻，总理说：“目前形势要普及彩色电影为时过早，解放后全国人民都要唱革命歌曲，需灌制大量唱片，但外国人开的唱片厂的机器和原料，在他们逃跑时破坏和毁掉了……”接着总理话题一转对颜鹤鸣说：“我知道你做事认真，有钻研精神，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都被你研制成功，我把研制生产、灌录唱片的任务交给你了……”颜鹤鸣颇感为难，但总理对他的信任又不宜推辞便接下了任务。总理随即吩咐秘书让四明银行拨款，并要颜鹤鸣回上海与原明星公司的同事，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合作。最后总理强调国庆前必须搞出第一批歌唱新中国的唱片来。

颜鹤鸣返沪后和贺绿汀一起订了详细计划，作了具体分工，各自先分头准备。颜鹤鸣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把彩色电影摄影场改建成唱片录音和制作工场。没有容纳大合唱的大录音棚就把演员、乐队分散在几个录音间里，采用多话筒录音方式。经过反复测试调整距离，直到声音合成后，音响效果达到贺绿仃的艺术要求为止。没有制作唱片的进口原料，经多次研究试验，找到了氧化铁粉沫等代用品，工人们又用多台废旧的挤压机，拼装成两台唱片热压机。各部门齐心协力，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日夜赶制，终于在国庆前生产了几万张《歌唱祖国》、《青年进行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兄妹开荒》等一批革命歌曲唱片，由于代用材料使唱片呈红色，大家都叫它“红唱片”。“红唱片”满足了解放初期人们大唱革命歌曲的需要，直到从国外进口唱片原料，恢复黑唱片的生产，红唱片才完成了历史革命。“唱片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红唱片’，这是中国唱片的‘红印花’，是唱片收藏中的珍品”。（收藏家陈荣发语）

1954年，颜鹤鸣因历史原因被迫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工作了将近三十年的电影界，和夫人一起迁至苏州定居。他先后创办了苏州砂轮厂和筹建了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颜鹤鸣是苏州民主建国会会员，第二至第七届苏州市政协委员。

1982年，为纪念世界著名摄影大师黄宗沾逝世六周年，美国电影代表团来华参加“黄宗沾生平图片展”“电影作品回顾展”。颜鹤鸣作为他的生前好友，被特邀来上海参加一系列纪念活动。当他回到阔别了二十八年的上海电影厂，遇到当年曾合作拍片的导演桑弧以及谢晋，演员秦怡等同行时，感慨万千。

1985年7月16日，颜鹤鸣在上影厂工作的小儿子，突然收到了胡蝶从加拿大寄来的一封信。原来胡蝶在温哥华看到颜鹤鸣写的和她一起入行，拍戏和出国的回忆文章。她在信中写道：“……阅后深为感动，真难为你们和令尊大人，几十年来还记得我这位老人，请你代我问候令尊大人，祝他退休后生活愉快，健康长寿……我在加拿大定居也有八、九年，现年老多病，很想念中国。但也颇心有余而力不足……”胡蝶来信虽言语不多，但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故朋好友的眷念之情。她不能回国探亲访友固然令人遗憾，但能读到58年前一起进明星公司的同事的来信，这对颜鹤鸣这位老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数月后，已77岁高龄的颜鹤鸣又一次被邀请到上海，在科学大会堂里接受了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主席伊迪先生颁发的终身荣誉会员的证章。这时电影界的同事才知道原来早在1945年颜鹤鸣就是该协会会员了。他是唯一（至2015年）得到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颁发的终身荣誉会员证章的中国人。

20世纪最后一个艳丽的春天，92岁的颜鹤鸣又欣喜地收到一份“世界文化名人成就荣誉证书”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早春，上海东方电视台播放了颜鹤鸣、袁雪芬、马伟、何超等前辈谈当年生产《红唱片》的往事。

2003年3月11日，颜鹤鸣在苏州无疾而终，享年95岁。走完了他坎坷曲折、努力奋斗的人生道路。

作者： 颜昌铭先生 (《上海电影》编辑，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