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获“夸美纽斯奖”的是盲童工作者徐白仑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召开第四十五届国际教育会议期间，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最高奖“夸美纽斯奖”授于中国盲童工作者徐白仑，以表彰他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教育工作者。

2010年10月15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将举办“纪念第27届国际盲人节暨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交接仪式”。80岁高龄的创办人徐白仑将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这个倾注了其全部心血的民办公益组织交由中残联管理。无论对于这个世界盲人的节日，还是这位在黑暗中重新站起的老人，这都算得上一份特殊的纪念吧。

80岁的徐白仑腰板挺直，在没有外人帮助时，他高大身躯的走动经常需要触觉的帮助。脸上那副金属框眼镜不是为了装饰，不是为了标注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怕碰上什么再伤到眼睛”——这双曾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灾难和转折的眼睛！

20多年以前，那个找不到归宿的孤魂，刚刚从绝望中摆脱出来时，在写给巴金老人的信中倾诉道：“我在高度近视的时候，想当一名建筑师；在双目失明以后，又想当一名作家，每次都在严酷的命运前撞得头破血流。现在我剩下的时间还够和命运再拼搏一次，不管成败如何，我总算没有枉来人世一遭！”时过境迁，今天的徐白仑说，“我终于在涅槃中获得了新生，不必为碌碌无为叹息，不必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失明的徐白仑不是孤独作战的，他又有了“眼睛”和“拐杖”——他现在的妻子纪玉琴这样形容自己，而他称她为“在苦难中降临到我身边的天使”。在徐白仑最为痛苦无助、在双重黑暗中摸索的时候，曾在他家工作过的纪玉琴怜惜这对盲父幼子，经常来照顾他们的生活。后来徐白仑投身于“金钥匙工程”的事业，她又形影不离地成为他工作上的助手。长时间地朝夕相处，使徐白仑心中萌发了强烈的爱意。但因为年龄的差异，直到十几年后，他们才跨越鸿沟，举行了婚礼。其间，徐白仑每天给她写一封情书，第二天清晨在她还没醒来时悄悄地放在她床头的小桌上，然后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1996年年初，徐白仑开始了新的“金钥匙工程”，要用10年时间，帮助中国西部万名失明儿童入学。那时他已66岁，纪玉琴也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她饱含激情地对他说：“我决定嫁给你了，我要陪伴你完成这个宏愿。”在妻子的扶助下，徐白仑走南闯北，开大会，下农村，晚年过得十分充实而有意义。而他们的“金钥匙工程”事业也不是孤独的，除了外界的各种支持，每天都会有志愿者来到中心帮助工作。

回首自己的一生，徐白仑在《瞎说》系列随笔的开篇，用一篇充满感情又寓意丰富的童话，作了形象的描述：一次山石意外崩塌，将山岗上一棵普通的小树深深地埋葬在碎石之下。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小树开始为挣开身上的重压而努力。它咬紧牙关探索前进的路，路像迷宫一样时断时续，迂回曲折，不知有多少死胡同像陷阱似的等它误入，不知有多少狭窄的缝隙准备用狰狞的棱角撕裂它的肌肤。后来它终于从碎石堆中钻了出来，尽管变得伤痕累累，瘢迹重重，但它不后悔，因为它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补上了山岗上缺失的那一片绿。

如今，徐白仑对自己的失明反倒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如果我不瞎，不会像今天这样活得厚实，活得有价值。社会不会因为我没成为建筑师、没写出作品而少了什么。而我现在所做的为政府拾遗补缺的工作，终究是为社会填补了一些空白。”

把金钥匙送给盲童

“金钥匙”，是康克清同志为徐白仑创办的视障教育研究中心起的名字。

盲人是残疾人中人数最少、生活困难最多因而特别需要关注和帮助的群体。由于文化水平低，盲人大都处于社会的底层。而视障儿童又是残中之残，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他们如果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将会使本就坎坷的命运变得更为坎坷。成为盲人后的徐白仑，带着对视障儿童的“同病相怜”和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投身到了帮助欠发达地区视障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事业中。

我国有多少视障的孩子？200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此进行抽样调查后推断，中国学龄视障儿童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一点二。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经过广泛调研，认定我国学龄视障儿童约占总人口的万分之零点七。2007年，我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学龄视障儿童人数约占人口的万分之一。也许，万分之一看上去很少，但因为我国儿童的基数很大，所以决不能被“忽略不计”。这部分儿童的生活境遇大都艰难，读书相当不易，而帮助他们上学，也成了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一般人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把视障儿童送进盲校读书，不就可以让他们接受教育了吗？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因为盲童人数少，成班率低，兴办特殊教育需动用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现有的特教学校难以满足需要：全国13万学龄视障儿童中，能进入特教学校学习的仅约4000至5000人。以一个30万人口的县为例——这样的县在地广人稀的西部各省区占相当大比例：按“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推算，6至14岁的视障儿童中，约有6名盲童、24名低视力儿童。如果他们全部进入特教学校，按9个年龄段分班，每个年级盲生不足1人，低视生不足3人。单独开班严重浪费资源，复式教育又难保教学质量。

“让每一个视障儿童都能接受教育！”这是盲人徐白仑的强烈愿望。

从1987年起，他的视障教育研究中心推出以一体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金钥匙盲童教育计划”，在山西、江苏、河北、黑龙江等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得以实施。该计划的核心是让盲童在扫盲后与普通学生一起跟班上课，这符合就近入学的需要，而且除了需要培训教师外，对校舍和设施没有特殊要求。这种一体化教育实验在各实验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0年，经原国家教委、中国残联鉴定，决定向全国推广，定名为“随班就读”。并且，这种教学模式后来又被用于听障、智障儿童的教育。

崔小英，山西省襄垣县一个因为家贫耽误了眼病治疗而最终致盲的女孩子，四年级时只能选择辍学回家，好强的她两次自杀未遂，急出了满头白发，成了小“白毛女”。恰在此时，“金钥匙计划”在这个穷乡僻壤开展随班就读实验。崔小英在学校使用的是与同学们同样内容的盲文课本，跟健康儿童同班学习。小学毕业后，她到省城太原的盲校念了初中，接受了按摩职业教育。如今，她跟同样全盲的丈夫在闹市区开了一家按摩中心，年收入达十几万元，而且重新生出满头乌发，成为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女性。当地一位干部看着小英命运发生的变化，感慨地说：“盲童教育实际上是在救人、救命。”

1996年，在广西、内蒙古、陕西咸阳、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地，旨在探索欠发达地区大面积普及视障教育的“金钥匙工程”开始实施。由于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该工程力推为每名视障学生配辅导教师，为当地随班就读工作培训各级各类教师和特教管理干部，制定“个别教育计划”和实施“一体化教案”，使针对视障儿童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被誉为“全纳教育本土化的金钥匙模式”。那段时间，广西全境视障儿童入学率从14.8%提高到81.8%；内蒙古全境、陕西咸阳和黑龙江齐齐哈尔示范区已查明的视障儿童入学率都达到了95%以上。

到了2009年，在此领域奋斗了20余年的徐白仑希望进一步传播理念，对已有的经验进行总结，开始向全国各省级图书馆、各设有特教专业的大专院校、各招收视障学生的特教学校，免费寄赠金钥匙中心历年出版的各种视障教育专著；为宁夏、贵州、内蒙古、河南等地的大专院校、特教学校举办有关“全纳教育本土化”讲座，他将之称作“金钥匙行动”。

失明带来人生大逆转

为视障儿童做了这一切的徐白仑，所学专业、曾经从事的工作，原本都与教育毫不相关。走进这样一片天地，开创这样一番事业，全都缘于他人生走到中途时发生的重大意外——失明。

徐白仑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曾先后主持《大公报》、《文汇报》笔政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的长子。1955年从南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徐白仑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在北京建筑设计院，他满腔热情地忘我工作。在一次赶设计任务的过程中，高度近视的他突发眼疾，又在治疗中遭遇医疗事故，最终导致双目失明。那年，他只有41岁。

命运在倏忽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折。一下子从沸腾的生活跌入黑暗的世界，一个人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是难以言喻的，更何况一个正值盛年的男人！失明后的最初时光，痛苦、绝望、疯狂、挣扎，徐白仑都经历了。渐渐习惯了黑暗之后，他把自己称为“白日幽灵”，过着漫无目的的寄生生活：爱人上班了，儿子全托在幼儿园，他用仅存的一丝光感，“或者在家里看着阳光从西墙转到东墙，或者在小区沿着周边的小路闲逛。转了一圈又一圈，就像蒙着眼睛的毛驴一样”。摸索着做些家务，往往又添了乱子。作为一个体验过辉煌的知识分子，他不愿成为一个废人，不愿过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于是从重新学习“写字”开始。凭着从小打下的深厚文学功底，靠着一只视力不足0.05的病眼，徐白仑顽强地选择文学创作作为摆脱迷惘的方式。他“什么都敢写”，在几年时间里，发表的不仅有小说，还有散文、诗歌、童话、寓言和科幻作品，有的作品还被选入《现代优秀童话选》、《近代寓言选》。在创作中，他终于找到了自我，给灵魂找到了安放之所。

本以为生活由此露出了笑脸，却不知更沉重更残酷的打击已经在潜伏了。1983年，他的妻子因为操劳过度，患上了癌症，并于几个月后告别人世，留下了孤独无依的盲丈夫和即将高考的儿子。

这个雪上加霜的男人终日以泪洗面，悲痛欲绝。一年多以后，徐白仑从昏天黑地的沉沦中复苏。他将自己失明的痛苦推己及人，以当年那些创作为起点，萌生了为视障儿童编辑一本杂志的念头。为比自己更为不幸的盲童们服务，让失明14年、不断跌倒爬起的他给自己的生命找到了坚实的支柱。当时，儿童刊物丰富多彩，但仅有的盲童课外读物都是从健全儿童的读物转译成盲文的，专门针对盲童教育的读物还是个空白。于是，徐白仑踏上了为创办这本特别的杂志寻求支持的坎坷路。

也是从这里开始，徐白仑踏上了救助他人也救赎自我之途。

一位其时年已55岁、被妻子柔情呵护了13年的盲人，拄着盲杖走进了茫茫人海。外界的一切都是陌生而全新的：公交车的线路变了，站台位置换了，想找的单位也搬了，而“常常要靠嗅觉才能找到公厕”、常常辨不清回家路的他，却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不同一般的执著，找到了一位位领导、名人，并且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他们，赢得了支持。经过诸多曲折，办刊经费全部依靠社会资助的《中国盲童文学》在1985年面世。这本希望“为盲童陶冶心灵，丰富生活，给他们以温暖、快乐和自信”的盲文双月刊，至今已出版了149期，每期按每20人1册的比例，免费赠送给全国所有接收盲生的特教学校。至2010年创刊25年来，这本既厚又大的特殊刊物，已经成为伴随一代代盲童成长的良师益友。

将“小我”融进“大我”之中

结缘盲童，使徐白仑的人生有了新的目标和意义。

盲童们给编辑部的来信“披露”了一些他们的生活境况。有的孩子说，自己所在的盲校位于深深的巷子里，只有一排教室临街。下午放学后，他们全都挤到二楼的窗口，倾听街上传来的嘈杂声，用微弱的残余视力捕捉街上流动的光影，那是他们最大的乐趣。还有孩子告诉他，自己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回家。到了假期，父母除了给自己吃喝外，什么都不让他们干——实际上他们也什么都不会干，就只好抱个小收音机躺在床上。而那些节目，有的听不懂，有的不爱听。

对这样的寂寞，徐白仑感同身受，因此强烈地想做些能丰富盲童生活的事情。同时他坚持认为，盲孩子需要的不是怜悯和同情，而是对他们平等人格的确认。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为此积极奔走，动用各种社会关系，争取社会多方支援。终于，1986年在北京，1989年在青岛，1991年在内蒙古，三届全国盲童夏令营成功举办。其间，1988年，还举办了“全国盲中学生智力竞赛”；1992年举办了“盲童画展”；2002年举办了以“盲童文学伴我成长”为主题的作文比赛；2009年，徐白仑参与举办“全国盲校学生讲故事大赛系列活动”。这些活动，给不幸的孩子们黑暗、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而在过去，这是根本不敢奢望的事情。可以想象，盲孩子们能参加到专门为盲童举办的活动中，“摸”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会是多么快乐。可是却很难想象，为盲孩子举办活动又是多么困难，而一个老盲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力。

在与盲童广泛的接触中，徐白仑惊讶地发现，当时盲童的入学率只有3%，“他们不受教育就更要受穷”。在为盲童办活动的同时，“金钥匙盲童教育计划”也在进行中。徐白仑干劲十足，但当时限于条件，每省只选了一两个县试点，缺乏大面积推广的经验，而且欠发达地区当时特教观念落后，特教师资匮乏，发展资金不足，工作推进遇到很多困难。后来实施“金钥匙工程”时，徐白仑从国外引进资金，邀请国际著名专家指导，帮助广西、内蒙古等贫困地区大面积、高质量地普及了视障教育。该工程累计帮助了5000余名视障儿童入学，积累了全纳教育本土化的宝贵经验。

国家的教育经费有限，特殊教育经费更是紧缺。徐白仑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找钱——为金钥匙中心实施的所有项目谋求资金支持。从1987年起，金钥匙中心先后与相关的国际著名基金会：克里斯多夫防盲基金会、海德希姆防盲基金会、明暗扶盲基金会、德国基督教援助发展中心建立起合作关系，这些机构成为该中心的主要资金来源。徐白仑说：“国家的特教经费就那么一块蛋糕，切走一块少一块。而从国际上争取资金支持，就等于做大了这块蛋糕！”

此时的徐白仑，已经将一己小我融入到为盲童谋福祉的事业中。而在辛勤的奔走中，他又找到了一个新我。从1987年开始，徐白仑曾先后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劳动奖章”、“宋庆龄樟树奖”、中日联合颁发的“后藤育儿奖”；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授予“有杰出贡献儿童工作者”称号和“热爱儿童奖”，并领取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徐白仑“夸美纽斯奖”，他是我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白发苍苍的徐白仑在别人搀扶下走上领奖台，发表了从内心流淌出的获奖感言《大我颂》：

“感谢UHESCO给我颁发夸美纽斯奖，这是用以奖励在教育研究和创新方面的最高奖项。这份特殊的荣誉，应该属于我的全体同事和合作者，应该属于成千上万在广大农村默默地工作的教师们！

我认为，一个国家普及教育的难点在于特殊需要教育，特殊需要教育的难点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金钥匙工程’的目标是，在占中国总面积60%的土地上，帮助2万名视障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学习。

我们努力扩大国际交流，掌握最新的教育思想；我们努力深入最偏僻、最贫穷的农村，了解基层情况。这二者完美的结合，是‘金钥匙工程’成功的保证。我们已经在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迈出了第一步，计划再用3年时间，帮助3000名视障儿童入学……”

心，永远系于盲童

“喜欢上学吗？”

“不喜欢！”

“为什么？”

“看不清黑板和课本。”

“不上学将来怎么办？

“受苦！”

这是徐白仑在某地一个贫困的小自然村调研时，与村里一名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低视力学生的对话。这个孩子是哭着回答问题的。

随班就读本是缓解特教学校不足和提高视障儿童受教育水平的好方式，可实际运作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个孩子的老师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缺少对视障孩子的教育经验。恰好孩子个头较高，座位被安排在后面。由于视力低，他根本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学习肯定跟不上，经常被同学嘲笑为“弱视加弱智”，对孩子心灵打击很大。还有一个地方，一位担任随班就读教学的普通学校老师出于关爱，在批改作业时总是给班里某低视力学生做错的题打对勾，结果误导了孩子，小学毕业时未考上任何一所中学。另一位低视力儿童十分好强，凭借仅有的一点残余视力在普通小学顽强地学习，但读书、写字时眼睛几乎要贴到书本。稚嫩的颈椎经不起常年累月地过度弯曲，最终变成畸形，成了双重残疾。甚至还有个别低视力孩子由于难以承受不科学的随班就读带来的压力，导致精神分裂……

徐白仑把存在诸如此类现象的随班就读称为“随班混读”，近年来一直为此呼吁，要努力纠正偏差。“我国视障孩子中有80%都是低视力。这部分孩子如果不能正规、科学地随班就读，即使视障儿童入学率再高，也只是个数字而已。我们要的是优质的盲童教育！”所有这些，让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徐白仑觉得自己不能放下担子。他的愿望是使这些不幸的孩子不但能入学而且学得好，将来能够平等回归主流社会。

但是毕竟，他老了；毕竟，一己的力量很有限。徐白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研究、思考和提出建议上，进而唤起更多的人关心、从事和支持这项事业。

我国目前仍有相当部分学龄视障儿童无法入学，首先是家庭原因。很多家有视障孩子的父母觉得“残疾即无用”，放弃了孩子的受教育机会。这些家长往往认同放养或教其一技之长的方式，使得部分地区的学校即使有随班就读也招不到几个学生。还有现有的特教学校数量有限，也影响了各地视障儿童的入学率。徐白仑认为最实际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特教学校。

他看到国家和地方拨巨款改建、新建、扩建特教学校十分欣慰，但他指出，一些地区人口稀少，视障儿童零散，无论设6个还是9个年级，进行盲、低视分类教学，都难以成班，难以发挥特教师资力量的潜能。如他到过的贵州安顺特校，盲生部只有小学，7名教师教5个班的19名学生，仍感到力不从心。他建议在欠发达地区尝试依托各级特教学校，设立资源中心，在各地市特校设立指导中心，在各县设立教研中心，除了完成本校的教学任务外，同时对随班就读进行业务指导，以提高“普九”质量。

老人更关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教师的培训。2009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残联、德国克里斯多夫防盲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将多年工作成果编著成《金钥匙盲童教学理论与实践》、《金钥匙视障教育运作手册》两本专著并出版。

在2010年第27届国际盲人节来临之际，中残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理事长王乃坤高度评价徐白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特教负责人堪尼斯-艾克莱因博士专门写信，称徐的工作“为众多盲童和他们的家庭带来鼓舞和根本性变化”。

对于徐白仑来说，交出“金钥匙”并不意味着自己视障儿童教育事业的结束，因为，在视障学生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难度很大，“视障教育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