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权主义作家是庐隐
庐隐在福州女师的教学生涯，不仅给她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还在文学创作方面开辟了新的思路和生活素材，犹如注入一股清新的泉水。她有一篇作品是以福州女师手工课教员李秀娟的遭遇为题材的《时代牺牲者》，第一次把恋爱和婚姻作为社会问题提出来，改变了以往只单纯作为男女青年之间感情的写法。李秀娟为了支持丈夫出国留学，独守空房，含辛茹苦边工作边抚养孩子，熬了九年，结果她的丈夫学成回国后，却见异思迁，另觅“家既富有，貌亦惊人”的时髦女郎，以欺骗的手段逼她离婚。庐隐在作品中指责这个“道貌岸然的留学生，比杀人放火的强盗更不容天理”。
福州女师不仅有谢冰心、陈意映、方君壁这样的优秀学生，又拥有方君瑛、邓萃英、邓仪中(邓拓之父)、黄庐隐这些名教师，可谓人才济济，名闻东南。当年庐隐每天从福州东街到学校上课，要穿过大街小巷，那时的布司埕并不宽广，路两边摆满了一排排的线面架。福州女师旧址就是坐落在今天宽广的福州鼓屏路的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鼓岭消夏
暑期，庐隐到避暑胜地福州鼓岭度过轻松愉快、美好难忘的50多天。她的住房前有数十棵高大的柳杉树，清风吹过，便有阵阵涛声，庐隐就在这涛声澎湃中为郭梦良整理遗稿。虽然她“—页一页的抄写着，不由得心凄目眩”，但毕竟是置身于峰峦叠翠和清新恬静的农舍村落中。她从第一天起便感到“仿佛是被猎人久困于暗堂中歧路的亡羊，一旦被释，重睹天日，欣悦自不待说”。这是庐隐用细腻的笔调写信向好友介绍鼓岭的美好时光，也表达了她对故乡避暑胜地鼓岭的赞赏和眷念，“两个月之中我得到清闲绝俗的生活，因为我离开了充满浊气的城市，而到绝高的山岭上，那里住着质朴的乡民和天真的牧童，不时倒骑牛背，横吹短笛。况且我住房的前后都满植苍松翠柏，微风穿林，涛声若歌……我往往想，如果我能终老于此，可真是人间第一幸福人了。”
在鼓岭的50多天假期生活，对庐隐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她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她描写鼓岭房东一家日常生活的作品《房东》，被当时的文学评论家认为是庐隐从写个人、亲友的狭窄题材转向宽广的社会题材的一个标志。在《房东》中，庐隐对“都市文明”表示怀疑，她羡慕大自然，认为那些乡下人“至少要比我们干净得多”，那位女房东“她的样子虽然特别质朴，然而都比我们好像更懂得什么似的，也比我们天天讲自然趣味的人实际上更自然些”。她把房东一家的耕种劳作、饮食起居写得饶有田园诗意。她写道：“农家的乐趣，实在不下于神仙。”像这样的作品，是她第一个集子《海滨故人》中所没有的。
这次的回乡之行，扩大了她的视野和对生活的深入观察，注入了创作的新源泉。福州故乡总算让她弥补上了投入母亲般温暖怀抱和自由自在生活的感受，留下一段美好难忘的记忆，给了她创作的启迪和灵感。暑期过后，她带着女儿又到上海漂泊去了，从此永远离开她的故乡。
三恋再婚
到上海后，庐隐担任大夏大学女生部指导并兼在附中任教，1927年回北平任市立女中校长，但她不习惯琐碎的行政事务。第二年辞职到北师大附中执教，这期间，她还做过“北平教育促进会”的文学编辑，并创作了《醉后》等散文小说二十几篇，结集出版了三部散文小说《灵海潮汐》、《曼丽》和《归雁》。
1928年春，庐隐结识了清华大学评论文学系学生诗人李唯健，深为他一往直前、走自己的路的精神所鼓舞，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1929年春，庐隐在北京大学与庾虞教授合编《华严半月刊》，并在上面发表了中篇小说《归雁》、散文《夜的奇迹》等作品。第二年，庐隐与李唯健以《云鸥的通信》为题，发表了他们从1928年春到1929春的68封情书。文章想象绮丽，感情真挚，文笔细腻优美。她说：“在这里面，有我们真正做人的态度。”后来更名为《云鸥情书集》结集出版，并被翻译成法文刊行。
1930年暑期，庐隐不顾别人的冷嘲热讽，与比她小8岁的李唯健结婚，并东渡日本，寓居东京郊外，真挚的爱情和甜蜜的新生活给庐隐注入了创作的新灵感，她在日本完成了《东京小品》11篇，生动地描写当时日本的风土人情。从原来悲哀苦闷中脱离出来，由主观抒情小说向现实主义转变，以更冷静的态度思考妇女问题。
第二年先回到杭州，8月到上海在工部局女中任教，这时她创作了以石评梅与高君宇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用细腻笔法描述他们哀婉动人的爱情悲剧。另一部长篇小说《女人的心》则大胆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观，肯定她们的欲求，表现女主人公素朴徘徊于婚姻和爱情之间的伤心矛盾。她创作了洁丽可爱的散文《玫瑰的刺》，还根据与李唯健结识相恋到结婚的经历，创作了寓言体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通过拟人化的鸟类，表现生命离不开自由、爱情必须心心相印的宗旨，文采斐然，如散文诗。
文星陨落
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犯上海，庐隐激于爱国热情，以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为题材，创作了反映淞沪之战的长篇报告文学《史焰》，塑造了十九路军官兵英勇杀敌的光辉形象。她还发表了《一个情妇的日记》等反映抗战主题的短篇小说。
1933年7月，庐隐发表杂文《丁玲之死》（当时社会传说丁玲已死）、《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愿》等20篇短小精悍、针砭时弊、抨击政府当局的“文化围剿”政策的杂文，标志着她已跳出顾影自怜的“象牙之塔”，重新把目光转向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并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妇女问题，写出如《中国妇女运动问题》、《妇女的平民教育》、《今后妇女的出路》等文章，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小圈子，为社会做贡献。同年庐隐被邀为林语堂的《人世间》刊物为特约撰稿人。年底出版《庐隐短篇小说选》。
庐隐为人耿直、豪爽，有强烈的正义感，她的作品直抒胸臆，清畅感人，是一位勤于撰著、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据改革开放后，各出版社多次结集出版的初步统计，自1921年至1934年，庐隐在短短的13年创作生涯中发表的作品至少有124万字。正当她盛年英才、满怀热情地准备为文艺事业再作贡献时，不幸因难产于1934年5月13日在上海徐汇区大华医院因难产去世，年仅36周岁，是福州近现代“三才女”中最早陨落的文星。
笔名庐隐
“五四”运动后在文坛上享有过盛名的女作家庐隐，关于她的笔名还有一段来历。
1919年，她以旁听生资格就读于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时值“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荡中国大地，《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想，李大钊、陈独秀的论文、鲁迅的作品，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食粮和阳光。
黄英当时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但她也有很多苦闷，她说：“我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东西，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于是她躲在图书馆一角，悄悄地写了几天。那本《隐娘小传》残稿，是她以伤感的文言文写就的自传体长篇。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又想不让人识其庐山真面目，遂将名字换成“庐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