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早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湖北“赤脚医生”覃祥官发明
与王桂珍事迹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人。他叫黄钰祥。黄钰祥1953年毕业于苏州医专。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直接为农民治病。这使得他对农村缺医少药和农民看病难的状况有了深刻的了解。
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的条件极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钰祥仍然想尽各种办法为农民治病。他在认真为当地农民服务的同时，也注意以自己所学教卫生员医学知识，以便有更多的人为农民治病。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江镇公社培养乡村卫生员的工作。他也就成了包括王桂珍在内的第一批农村医学速成培训班学员的老师。同时，他也经常下乡为农民治病。
王桂珍、黄钰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经常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正如黄钰祥所说：“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
王桂珍、黄钰祥这种类似过去乡村游医一样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农忙时也参加部分农业劳动的方式，虽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和宣传，但也只是放在“学雷锋”的范畴来宣传。因此，他们的事迹仅在上海基层范围内传播。至于“赤脚医生”这个词，更没有成为宣传重点，也不为全国人民所知，自然也不为毛泽东所知。
情况到1968年有了改变。这一年，上海川沙县和市卫生部门宣传王桂珍、黄钰祥的事迹已经近三年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他们的事迹经受了考验，也有了一些值得在更广范围内推广的经验。于是，上海市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去调查、采访。采访中，思维敏捷的记者们意识到，王、黄二人的做法与毛泽东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契合的。因此，他们没有把采访结果写成一般性的报道，而是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他们的事迹做了认真分析，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契合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调查报告把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的毛泽东指示和王、黄二人的事迹进行了深入发掘和说明。在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文字精益求精，尽可能使文字生动活泼一些，并首次使用了农民创造的“赤脚医生”一词，还直接将它用到标题上，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上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 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先后在三个重头报刊上发表，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让人耳目一新。
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组织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这种情况，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
活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五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
“赤脚医生”催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思考出了一种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这个草案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为了将覃祥官的草案变为现实，乐园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队办卫生室。1966年8月10日，这个地处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卫生室挂牌了。
这个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推广。
就在毛泽东作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湖北省委于1968年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
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 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四个字：“此件照办。”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从此，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了。
1969年10月1日，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沿着长安街前进的游行队伍时，惊喜地发现了 “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队列的前边是一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赤脚医生”。当这个方队走到天安门城楼下边时，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毛泽东的高兴是有理由的。当时，“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在中国农村大地普遍铺开。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
“赤脚医生”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当年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但“赤脚医生”手中也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是当时农民形容“赤脚医生”工作情况的一个顺口溜。“赤脚医生”这两件宝，治疗一般疾病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赤脚医生”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作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农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 “赤脚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在草原，在山区，经常可以看到“赤脚医生”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的身影。当年的中国农村还普遍贫穷，合作医疗能够提供给“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匮乏，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红汞、碘酒和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此外，“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工作落实到占人口90%的农民身上的，都是“赤脚医生”做的。
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