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变节的红军高级将领是孔荷宠
组织“招抚公署”，罪恶罄竹难书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剿抚兼施”，采用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力求两手都“硬”。他亲自委派孔荷宠组织了“湘鄂赣边区招抚公署”，以求瓦解共军。该公署受伪南昌行营领导，进驻永修。孔荷宠为特派员，原红16军政委李楚平，原湘鄂赣军区中路指挥部指挥林楚才，原湘赣红军第四分校政委李芬，原湘赣军区独立第8师师长戈勇等一批红军中的败类成为主要骨干。
永修地处江西北部、鄱阳湖西岸。南瞰西山、北望匡庐，县境与共青城市以及都昌、星子、德安、瑞昌、武宁、靖安、安义、新建等八县交界，交通便利，系赣省南北通衢之要道，古有“洪都门户”之称。而在当时，全湘鄂赣的六块游击区，其中平修铜、修铜宜奉、修武崇通、修通四块靠修水边界。为了更大方便对游击区的破坏活动，孔荷宠便请示上级将公署移至修水。
1935年2月，经南昌行营批准，公署设在湘鄂赣苏区之中心的修水县城鼓楼下的陈家祠和余家巷一带，门口挂起了 “湘鄂赣边区招抚公署”的牌子，两边挂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湘鄂赣边区招抚公署”内设参谋、副官两处，军需、秘书两室，招抚员一批。
背叛了共产党，并没有让受益自己，蒋介石一生并不信任这个叛徒。尽管孔荷宠多次表白赤胆忠心，而南昌行营仍派来国民党的主要骨干贺自毅任公署参谋长，王荣任政治处主任，以控制这个机构并监视其行动。另外还配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六十多人武装突击队，配置了手枪和快慢机等轻武器装备，以便更有效地施展其“剿抚兼施”的策略。
“招抚公署”进驻修水后，就派出孔波云、黎向盛、林楚才、赖庄、陈建筑、吴训民、熊式平等大批有影响的叛徒深入到游击区内做瓦解工作，这些人到达游击区内大造反革命舆论，以便从意志上动摇军心、民心。
他们在游击区的关卡、路口附近到处贴布告、发传单，散发印有孔荷宠相片的小册子，在战斗的过程中在前沿阵地喊话，进行反共宣传，说共产党如何快被剿灭了，没有出路了；说国民党如何宽大为怀，保障投诚人员的生命安全，实行“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这期间，湘鄂赣边区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方浩然在1934年的“六、七月事变”期间，因贪生怕死，工作消极，不主动援救省委从修铜宜奉边转移到黄金洞的干部曾受到批评，一直心怀不满。
孔荷宠得到消息后，知道此人正在平修铜游击区三溪坳一带活动，于是便派黎向盛和孔波云这两个方浩然同乡，带着孔的亲笔信去劝说方叛变。方浩然很快被劝降，为了想国民党表忠心，他打算杀害平修铜游击队长吴春满，拉走这支队伍作为投向主子的见面礼。最后幸亏被识破，阴谋才未得逞。方浩然投孔后，又反过来在游击区内先后煽动一百余人叛变。
“公署”驻永修期间，派招抚员在修水之小流，将东南特区苏主席汪敦福、红独立三师军需主任陈迪光截留检查。通过多方劝说，使其携带手枪、步枪各一支叛变。汪、陈到达永修后，孔荷宠对其大力嘉奖，汪、陈带人又将埋于龙港的四挺机枪取出，并煽动游击队多人拖枪叛变。
1934年7月，省委进驻修铜宜奉边期间，因环境恶劣，有一批机关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医院伤病兵、后方家属六七百人之多，来不及转移，就分散住在龙门大山的老百姓家中。孔荷宠闻讯，便命驻在宜丰潭山的熊式平和上石桥的吴训民伙同突击队长潘克成，带着手枪、快慢机，穿着便衣，采用极其卑鄙的手段，冒称失散人员寻找共产党组织，或化装成共产党方面粮食食物采购人员，哄骗群众吐露真情，将他们立即捕捉；或日夜挨家挨户搜查，待捕到一批人后，由短枪队押解修水，再由招抚公署遣返原籍。这些遣回原籍的人员，大多都被当地民团杀害，没有几个生还的。在他们盘踞潭山的十个月时间里，省委留下的人员几乎被他们捕捉殆尽。
孔荷宠派去鄂东南的招抚员林楚才和赖庄，于1934年10月间配合国民党独立37旅进行围剿时，潜入共军独立一团团部进行策反活动，先后煽动该团参谋长柯新、营长李相国、董国柱，机枪连长江海林等数十人携带手枪三支，步枪六十支，机枪二挺叛变，使共方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党龙湖瑞中心县委书记兼湘鄂赣第一作战分区政委朱桂生，赣北司令员刘永宽等坚决与这伙叛徒展开斗争，并计划把部队转移到大冶殷祖一带活动。孔对他们恨之入骨，便及时向蒋介石写了“拟以特种方法、非常手段，予以积极处置”的报告来对付这些同志。此报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于1934年11月21日以“治字第16941号”手令批复，指令孔荷宠“根据招抚经过及处置情形，尚无不合，仍仰积极进行，为要！此令”。下面署名：委员长蒋中正。
招抚公署从成立到撤销仅一年时间，而被孔荷宠招抚叛变的人却不少。他们分别是：曾任红16军7师政委、湘鄂赣军区红军第五分校政委、湘鄂赣军区第一作战分区司令员邹之谟；红16师政委温景惠；有红16军9师某团团长吴源；红16军军需主任何光辉；湘鄂赣边区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方浩然；修铜宜奉边独立团政委潘克成；修武通县委书记陈建筑；红独立三师军需主任陈迪光；平浏长南区区委书记兼独立营长孔苍生。还有团营以下的干部如孔波云、孔杭州等一大批叛徒。据《民国江西日报》1935年8月16日记载：招抚公署从1934年9月至1935年6月的十个月中，“招抚来归的匪军官880余人，匪兵8600余人，步枪500余支……”
孔荷宠对湘鄂赣边区的危害，罄竹难书。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傅秋涛于十年之后的1945年在延安的一次报告会上，对招抚公署的破坏和危害还深有感触，说：“孔荷宠叛变以后，派他驻在湘鄂赣的修水进行招抚。以修水为中心。当时叛徒有很大的力量，有一两千人……我们跑到哪个地方，他就招抚到哪个地方……”
坚持反共立场
“湘鄂赣边区招抚公署”撤销后，孔荷宠仍然积极坚持反共立场。1938年，孔荷宠在安徽任19路军总指挥时，将在新四军中抓来的十几个共产党员全部予以枪杀。更令人发指的是，孔荷宠和杨森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1938年1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江南前线，办事处、通讯处随即撤销。为掩护特委工作，党在嘉义设立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中共湘鄂赣特委涂正坤为书记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留守处主任，继续推进湘鄂赣边区国共合作，处理部队开拔后的遗留问题。安置伤病员和红军家属等等。
1939年初，日寇步步向平江县境逼近。平江的地方政府四处抓丁派款，打着“抗日救国”幌子募捐，行敛财之实。更为不幸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部队，此时也从四川到达平江，不久，便开到了嘉义镇上，开始大肆搜刮民财，还常以抗捐不缴，贻误抗日军饷为名，恣意敲诈勒索。
杨森部队和平江地方政府相互勾结，为所欲为，像二座大山压得当地的百姓喘不过气来。乡亲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纷纷派代表来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反映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的蹂躏，述说自己的担忧，表示抗日的决心。
涂正坤晓以大义，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打鬼子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是要耐心争取他，万一日本鬼子占领了平江，共产党决不离开平江县的人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组织起来打游击，抗日保家。”涂正坤还鼓励大家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而这一系列的爱国行动，却为国民党所不容。他们为了镇压群众的抗日活动，屠杀领导抗日的共产党人，使尽了卑鄙无耻的手段。1939年6月12日，孔荷宠、杨森等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袭击新四军平江一团留守处，主任涂正坤，秘书长吴渊当场被枪杀，工作人员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禄莹（女）等人亦被枪杀和活埋。造成骇人听闻，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新四军一团留守处遭破坏。
不仅如此，两年之后的1941年，孔荷宠继续反共行为，他在重庆伪中央训练团受训时，受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主任何应钦的召见后盗用前中共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书》，紧密配合国民党“皖南事变”的反共高潮，在书中提出“取消边区政府组织，十八集团军不应视为共产党一党军队”，“共同站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绝对服从领袖蒋委员长”的谬论。并称“过去演出种种惨剧，惹起民众厌恶，乞今思之犹痛”。“中共故态复萌，今又有破坏抗战行动……”，仍不惜对共产党政军加以诬蔑。
叛徒的下场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疯狂过后，孔荷宠这个叛徒也迎来了人生的叛变。
1943年，孔荷宠部去四川接兵扩充部队，接兵官多为平江人，他们利用接兵之机，贩卖私盐着新兵挑回，对新兵十分克剥，少给吃，病了不给治，沿途死了不少，新兵家属向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告状。
杨森在平江甲山做六十寿诞时，孔荷宠送四支手枪作为礼物。杨森知道，孔荷宠在北山造武器，每天能造两枝枪。受礼后，他让孔荷宠将所造武器交出来，对半分成，被孔荷宠拒绝。自此，孔荷宠与杨森结下了梁子。
随后，杨森以孔荷宠在平江私造武器等罪名向国民政府起诉。不久，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调孔荷宠部驻长沙三岔矶，宣布免去孔荷宠的职务，并将他当场扣押，判徒刑三年。
直到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孔荷宠才获得自由。
出狱后，孔荷宠改名易姓，先后迁居武昌、南京、昆明等地经商谋生。
建国后，新中国公安系统加紧了对叛徒的侦查工作。1955年2月1日，潜逃十年之久的孔荷宠被平江县公安局抓获归案。
1955年6月6日，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公发王字第五号”发给周恩来总理并转党中央的《关于捕获大叛徒孔荷宠的情况报告》中批示：“1934年春，孔荷宠叛变投敌后，蒋介石、贺国光二匪都先后接见了他。他把我苏区红军组织情况、党的组织情况，一一向敌人报告……并大肆诬蔑我党。”报告并抄送给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军委。
公安部长如此重视叛徒孔荷宠的案子，且亲自过问，掌握审讯情况，并及时向党中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告，足以看出孔荷宠的叛变给共产党带来的巨大损失。然而，叛徒自然有叛徒的下场，被捕一年后，也就是1956年8月13日，孔荷宠因患癌症，病死于北京公安部医院，以死亡结束了叛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