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留德学生是陈观海

陈观海，字赐昌，号贡川（1851年7月20日—1920年12月4日），广东归善荷坳村（今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人。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到德国的留学生，也是基督教信义宗的第一位华人牧师。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占领香港后，基督教各差会纷纷派出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基督教信义宗的巴色会和巴兔会也于1847年派出传教人员来华，在香港和归善、宝安、东莞等地开展传教活动。东莞的王元琛、宝安的江大宾，归善的陈锦全夫妇（陈观海的父母），都是当地最早的基督教徒。

陈观海7岁进乡塾读书，1860年其父病逝，因经济困难一度失学。同年，巴陵会的叶纳清牧师到荷坳施医传教，并开设神道义学。陈观海和王元琛的两个儿子王煜初（民国时期曾任外交部长和司法院长的王宠惠的父亲）、王谦如、李祥光（兴中会创始人李昌的哥哥）等人都在该校读书。1866年荷坳一带发生疫情，叶牧师积极抢救病人，他和两个幼子不幸染病去世。叶牧师病势后，神道义学迁往宝安福永，陈观海继续在该校学习。

陈观海从小刻苦学习，成绩优良，1867年春，巴陵会的韩士伯牧师把他送到广州神道学校读书。当时教会准备在广州神道学校选派优秀的学生到德国留学深造。经过学校严格的考察和选拔，品学兼优的陈观海在众多的同学中脱颖而出，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1867秋，巴陵会决定派遣陈观海到德国留学。

笔者查阅了大量有关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和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文献和资料，一般留学生史的文献都认为，1876年4月15日有李鸿章选派到学习军事的卞长胜等人，是近代中国最早到德国的留学生。而在基督教早期传道人王元琛所箸的《圣道东来考》（华人教牧人员撰写的第一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刘粤声主编的《香港基督教史》、罗彦彬主编的《礼贤会在华传教史》等文献都有陈观海1867年10月13日由教会派赴德国留学情况的记载。从现有文献资料看，陈观海到德国留学的时间比卞长胜等人早了8年半，因此，他应是近代中国最早到德国的留学生。

陈观海十分珍惜出国留学的机会，他在巴陵神道大学学习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好每一门功课，完成自己的学业外，还下苦功学习多种外国语言文学。1872年，陈观海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神道大学巴比礼校长十分器重这位中国学生，把他送到礼贤神道大学继续深造，要求他用两年时间专门攻读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古希伯来文，以便他将来能更好地对基督教的经典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1847冬毕业考试，陈观海的成绩最好，受到学校的嘉奖，被按立为基督教信义宗的第一位华人牧师。

1875年春，陈观海学成回国，在广州神道学校任教师。一年后，陈观海调到南巴陵会工作，以后他相继在宝安、香港、紫金等地的巴色会任职，并在当地的教会学校任教。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陈观海辞去教会一切职务，专门从事写作和翻译。1901年陈观海北上京、津，经友人介绍到山东胶济铁路任翻译和交涉员，后来他又先后在山东巡抚署交涉局、两江总督署和两广总督署洋务局任职。

1911年陈观海回到香港定居，担任基督教巴兔会牧师和华人基督教自治组织中国基督教会的义务牧师。1920年12月4日，陈观海在香港逝世，终年70岁。

陈观海的夫人梁琼羡（1851年2月8日—1939年2月2日），小时候是个孤儿，在香港被德国牧师收养，并把她送到德国读书。她在德国读书期间与陈观海相识，后结为夫妻。梁琼羡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比留学生史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康爱德、金雅妹早了十几年。从现有的近代留学生史料看，陈观海和梁琼羡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对夫妻留学生。

陈观海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教育家和爱国的宗教界人士。他在国外留学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学识渊博。他的人生阅历丰富多彩，回国后曾担任过牧师、教师和外交官，还从事翻译和写作，他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陈观海少年时代在教会义学读书时，师从一位老秀才学古文，打下了比较扎实的中文基础。从现已发现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他留下的著作手稿看，他的文章语言生动、文笔流畅，他的书法端庄洒脱，都反映出他有较深厚的中文功底。在外语方面，陈观海少年时代随郭念三、叶纳清、何必烈等外国牧师读书，熟练地掌握了德文和英文。他在德国留学期间，还刻苦学习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后来又专门攻读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古希伯来文，他是近代中国一位精通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的学者。

在基督教神学方面，陈观海在德国留学长达八年之久，在巴陵神通大学毕业后，又到礼贤神道大学继续深造，24岁就成为基督教信义宗的第一位华人牧师，回国后他在信义宗的巴陵会、巴兔会任职35年，在同年代的华人教牧人员中，他是一位对基督教神学理论造诣较深的神学家。他在光绪26年著的《基督圣模》和《基督德性篇》，是19世纪华人教牧人员撰写的少数几本基督教神学著作之一。

陈观海不仅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一位资深的教牧人员，也是一位爱国的宗教界人士。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陈观海毅然放弃在教会中较高的职位和待遇，辞去教会的一切职务，改行从事外交工作。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人中的基督教爱国人士，倡导教会实行“三自”（自养、自传、自治）. 1902年11月8日，爱国基督教徒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等13人在上海成立了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爱国团体–中国基督徒会。1903年4月，民国党元老伍汉持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基督徒会香港分会。陈观海与伍汉持是挚友，积极支持中国基督徒会的工作，曾义务担任香港中国基督徒会牧师。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陈观海1875年学成回国，开始在广州神道学校任教，他是近代归国留学生中较早任教师的人。梁琼羡回国后，也长期在教会学校任教。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一批陆、海军校和新式学堂应运而生。二十世纪初设在南京的江南陆师（陆军）学堂聘请了德国军事教官，并开设德文和英文课。学堂领导得知在两江总督署洋务局任职的陈观海，曾在德国留学多年，精通多国语言文字，就通过两江总督周馥。聘请陈观海到陆师学堂教授外语。后来陈观海随周馥调到两广总督署洋务局工作，又应广雅高等学堂和两广方言学堂（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学府）的聘请，在这两间学堂兼任外文教师。陈观海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外语、外交和军事人才。

陈观海和梁琼羡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认为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才能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使家乡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他们平常生活俭朴，节衣缩食，晚年捐资在故乡创办厚德学校，实现了他们多年的夙愿。

从1875年至今，时间跨越了三个世纪，129个年头。陈家四代先后有22人执教鞭，他们的身影遍及祖国内地、香港和美国，为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有用人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和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史方面，陈观海和梁琼羡是近代中国最早到德国的留学生。他们把古老的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又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带会中国，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发展。香港基督教史学家汤泳诗女士在《从巴兔会到香港崇真会》一书中，称陈观海是“清季中德关系不容忽略之媒介人物”。

在中国近代法制史方面，陈观海在山东任职期间，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认真学习并翻译一些外国法学书籍。据《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载，二十世纪初，陈观海翻译的德国刑律一书，由上海广学会（教会办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风行各地，陈观海是最早把大陆法系的德国刑律介绍到中国的学者。根据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记载，当时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修订《大清刑律》和《大清民律》，都是以大陆法系的德国刑律和民律为蓝本的。陈观海的译著，对晚清封建司法制度的改革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方面，陈观海1900年辞去教会职务，到胶济铁路任交涉员。他在外交工作中办事认真负责，加上他在国外留学多年，精通外语，熟悉外国情况和外国法律，所以工作很有成绩。当时担任胶济铁路总办的洪用舟把他推荐给山东巡抚周馥，陈观海在处事工作中深受周馥的重用。1904年周馥升任两江总督，把陈观海调到南京，在两江总督署洋务局任职。1906年周馥调任两广总督，又电调陈观海到两广洋务局工作。周馥在任职期间，曾与各国侵略者交涉撤销天津都统衙门，归还津榆铁路；抵制德国人在胶州湾修铁路、开矿山，迫使德国人从胶济路撤兵、并归还几座矿山。陈观海长期协助周馥办理外交事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陈观海在德国留学多年，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他在传教和教学中，积极向教徒和学生传播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观念，使他们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陈观海曾任职的香港巴兔会救恩会堂，在十九世纪末许多教友移居檀香山。救恩堂的教友李昌（其父李正高是陈观海在救恩堂的同事，其兄李祥光是陈观海小时候在荷坳义学的同学）在檀香山政府任秘书，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建兴中会，是早期兴中会的重要骨干。许多原来香港巴色会的教友也参加了兴中会，或者捐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对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陈观海的子孙后代，也深受其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到和平年代的国防建设，先后有12人投笔从戎，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争取民族的解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观海是近代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他一生勤奋好学，努力工作，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他的勤奋、敬业、爱国和奉献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我们学习、发扬和光大。

作者：陈志强，广州药学院教师、陈观海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