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是陆铿

‘不需要!什么人告诉你的,说出来!’

我不管他。我想,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一口气就讲了将近40分钟。我就从我到前线看,士兵说连水壶都没有……然后我讲后方怎么腐败,怎么贪污。

我说‘孔先生、宋先生,全国家外汇只有5亿美金,他们两家弄了3亿多。陈立夫先生他们是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心地窄狭,眼光如豆,造成这种局面。’

蒋一听呀,他整个的面部表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后,我再讲的话,他微微点头。哈!我想,这下大概是不会杀我头了。这时候,李惟果先生站起来了,那真是了不起,他就说:‘惟果身负宣传重任,平日监督无方,大声(陆铿)年幼冲动,整个的事情惟果应当承担责任。因此,请求给惟果以最严厉之处分。’

蒋先生突然一下子站起来了,把手一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这个大难过去了“。

陆铿先生:自己办报,坐国民党牢险被杀

我从南京《中央日报》出来之后呢,已经看到国民党确实是不行了。我们就决定自己去办报。在广州办报,办的是《天地新闻日报》。头一天出报,有一篇文章,龚选舞写的,是他从台湾寄给我们的,(题目是)《台湾难官百态》。结果呢,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就用《桃花扇》做了个引子:“当年气焰掀天转,如今逃奔亦可怜。养文臣帷幄无谋,养武夫疆场不保,到如今水剩山残。”登出来了。哎呀,国民党气极了。那时候,国民党已经退到广州了。党政军联席汇报就决定把我的报纸封掉,同时,我就被捕,非常危险,原本是要杀的。当时是1949年的4月间。“

主持人:“听众朋友!中国著名老报人张季鸾说:‘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陆铿先生的经历似乎应了这句话。1949年夏天才走出国民党监狱的陆铿先生,同年12月又进了共产党的监狱。此后等待他的先后共有22年牢狱生活。”

陆铿先生:大陆“镇反”,坐共产党牢险被杀

陆铿:“我一生遇到两次大祸临头,有杀头的危险。一次是在广州坐国民党牢的时候;一次是在昆明,是在大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1951年3月开始嘛。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监狱,每个星期杀一次人,每次杀36个。半夜里三点钟,要来喊人的。他当时不准叫名字的,比方说我的号码是‘406’。‘406!收行李!’就这样,叫自己把行李卷起来,背上,去挨杀。我突然遇到一个情况,在杀“409”的时候,阴错阳差地喊到‘406’。

三点钟突然喊:‘406!收行李!’

嗨呀!第一次我感觉到什么叫五雷轰顶,‘哗’一下子!我就想,难道就此完了?不!于是大喊一声,他们规定,你喊的时候一定要喊:‘报告大军!’反正要死了嘛。来了一个警卫问什么事,我就大声说了一句‘我的案子还没结呢!’

他就走了,他也不理。过了将近20分钟,他又‘啪蹋啪蹋’进来了,又喊:“406!把你的行李打开,你继续睡觉!”

陆铿先生:狱友沈焕章的最后时刻和托咐

陆铿回忆:“接着,监狱警卫喊:‘409!收行李!’

嗨呀!这‘409’啊,马上指着我说:‘你你你…’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叫我代你死呀?’

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我,我没有说你呀!’

他说:‘报告大军,我也恐怕是错的吧?’

‘错什么呀,’看守这时情不自禁地说出来了‘你不是叫沈焕章嘛,没错!’

我看着沈焕章,他坐在地上慢慢地就瘫下来了。然后,他跟我说‘黄泉路上不好走的啊,我没有袜子,你的袜子能不能给我一双?’我就给他一双。

他临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一起的朋友,今后哪一位要是到了台北,有机会告诉我太太,我是哪一天不在的。’”

主持人:“过了30多年以后,陆铿先生终于在台北见到了沈焕章先生的太太。

陆铿:“我约了《新新闻》的一个女记者到医院去看她,我就告诉她,沈焕章先生是哪一天不在的、怎么个情况。

她说‘当然知道丈夫死是个非常难过的事情,不过,起码解除了我心中的一个悬案。’她说‘我日夜都挂念他究竟是活还是死,心里不安呐。’

很惨啊,多少人冤死!”

陆铿先生:被‘三请’后,提三个意见,全场鼓掌,十八年牢狱之灾

主持人:“听众朋友,资深记者陆铿先生在‘镇反运动’中坐牢四年。以后又因为‘反右’再度入狱,一关就是18年。而这后十八年的牢狱之灾,是因为一再被请去发表意见,才招来的。”

陆铿:“(我)一直到1954年1月4日才被放出来,离开了监狱。(政府说,)你不能做事情,只能在家里。到了1955年,周恩来通知云南方面,叫我参加统战。我一下子又从劳改犯变成了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协活动。

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时候是大鸣大放。最初我本来是不想讲的。

第一次拒绝了,第二次又来找,说‘无论如何请你讲一讲。因为我们查了你的档案,你走过34个国家,见多识广,一定有很好的意见给我们提。’我还是没有讲。第三次他又来,我说:‘万一我讲了之后,你们认为我讲错了,再跟我算帐,那怎么得了啊?’

他们说‘你放心吧,陆先生,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说‘好吧,跟你们讲’,我答应讲了。

开一千人的大会,我就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个意见‘建议中共考虑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噢,全场鼓掌。请注意那是1957年。

然后,(我)‘建议中共各大学改学英文,学俄文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噢,又是热烈鼓掌。

第三个,‘建议中共准许我们老记者办民间报,唱唱对台戏也不妨’。那个主持的人是共产党,他说‘嗯?这个有点问题,不过,能够讲出来,还是好。’又是全场热烈鼓掌。

嗨呀!然后叫所有的民主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讨论陆铿的讲话,一片赞好声。很多人说‘这是有国际水平的呀!’

嘿!我这个家伙也昏了头,觉得大概是有国际水平吧。

10天以后,大幅横标拉出来了‘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陆铿揪出来!’嗷嗬,完喽!斗争了9个月啊,非要说我是‘意图推翻人民政府’。

‘我说几句话就推翻了?你们请我来讲的!’

‘不错,是我们请你来讲的。但你为什么不讲好话?要讲坏话。’

我说‘这对你们来说,就是最好的话。’

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投入劳改,以观后效。这一下子坐了10年。

10年期满了,监狱里面的总部通知我去谈话,很多人就恭贺我了‘要回家了,时间满了,家人团聚啦!’

结果呢,监狱总部却是说‘陆铿,你听着,现在中央有个指示,查陆铿,此人反动能量极大,不适宜于在社会上生活,应该继续控制在监狱里!’

噢嗬!这一下子又‘控制’了多久?又控制了8年!(我)坐共产党的牢,坐了二十二年。”

陆铿先生:给自己一个任务――要比毛泽东活得长

主持人:“听众朋友,二十二年牢狱生活是多么漫长的日子,陆铿先生是怎样熬过来的呢?他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意外的灾难正是塑造生命的泥土’”。

陆铿:“我在监狱里边虽然很痛苦,但是,有一个信心‘这个情况,不会永远持续的’。特别是我给自己一个任务‘你呢,一定要比毛泽东活得长。陆铿,你听到,不准死!’有时候确实是在死的边缘哪!而且痛苦不堪哪!但是想想,明天会好啊,自我调节。22年的牢狱生活当中,有4年是单独监禁。

单独监禁是可怕极了!有的人就忧郁而死、或饥饿而死了。我自己呢,想起宋朝的一位词家的两句词‘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我人身体确实被你关了,但是我的思想可以飞出墙外去。自己单独在一个小房子里面,连站起来散步,走几步路都不行,他要叫你坐下,也不准你睡觉,他要吹哨子,晚上时间到了,才让你睡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想,中国人造字啊,他不叫‘站牢’,也不叫‘卧牢’,偏偏叫‘坐监、坐牢’。嗨,我说,真是妙!所以在这种被强迫‘坐’的极端痛苦的状态之下,自我排遣。”

陆铿先生:见字愉快,接待阳光,抱着马桶跳华尔兹

我是30多岁开始坐牢的,大概坐到60岁。特别是饥饿状态,饿得不得了啊!在监狱那个情况之下,经常会有人被放在门板上抬走了。那时,要活过来很不容易。这是要有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是精神力量,来支持你。

我举个例子,我看不到字,那么有一天,突然,家里送来鱼肝油。每个月规定可以送一次东西。嗨呀,我眼睛一亮!为什么呢?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字了。鱼肝油瓶上的字,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枯燥的字对不对?但是感觉到眼睛一亮,真是非常之愉快!

因为不跟外界接触,只有看太阳。最初是看到它从窗缝里进来了,非常细的,慢慢、慢慢地放大。中午以后,又慢慢、慢慢地缩小。迎接它进来,又送它出去。觉得这也不错啊,把太阳看成一个来访问自己的朋友一样地接待。那与正常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每天只能有20分钟出来涮马捅,自己倒掉,然后刷掉,那是刷得干净的不得了。然后,甚至抱着这个马桶,在院子里散步。趁着看守不太注意的时候,跳起了华尔兹‘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看起来自己好像发疯一样的,否则的话就活不下去嘛。”

陆铿先生:我拥有的最大财富是友谊

主持人:“陆铿先生的整个中年时代,几乎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熬过漫长岁月,终于活到被释放的一天。陆铿先生说,当他两手空空走出监狱的时候,所拥有的最大财富是朋友的友谊。”

陆铿:“我应该说‘友谊万岁’。当我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共产党说‘你必须在香港找到保人,保证你在香港的生活’。我就想到了左右开弓。左边呢,香港《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是我的老友。右面呢,《新闻天地》的社长卜少夫,总经理黄绵龄,是我的弟兄,我们共同创办《新闻天地》的。我就说‘我找这三个人,也就是两边的人,来替我作保’。共产党的一位干部就跟我讲,他说‘你跟这些人都分开将近三十年了,他还会认你嘛?’我说‘我有把握。’

嗨!很快两边都回电了,都愿意担保我。而费彝民很客气‘欢迎命驾来港’。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陆铿最大的财富还是朋友。

这个广播,我告诉你很妙啊,每次广播以后,大陆都有反应,有的呢,还是从劳改矿山上写信来给我,是我过去的同窗之友,铁窗的‘同窗之友’。当然,不认识我的人写信来的也有。我就感觉到,接受一次广播采访,认认真真地讲,也会得到友谊的温暖。

过去在监狱里面管我的人,他是执行专政的,而我是被专政的对象,竟然到现在变成了好朋友,互相之间还通信、来往。确确实实心灵相通。当时管要犯队的指导员,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颜大人’。到现在,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还照样喊他‘颜大人’。这位先生现在在昆明,他叫颜惠珊。“

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跟星云大师的朋友关系。星云他是佛教徒,我呢,是基督徒。我跟他两个人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龚选舞先生:陆铿先生是我看到的最大胆、最心细的记者

主持人:“陆铿先生在全世界拥有太多的朋友,在他80岁寿辰的时候,朋友们前来庆贺。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朋友们谈他们心目中的陆铿先生。

现在住在美国的原台湾的《中央日报》驻欧洲、美洲特派员龚选舞先生说,陆铿先生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记者。”

龚选舞:“陆先生对任何人一点怕惧都没有。上至总统,下至司机,他都能把他们看作一样的采访对象。我们在南京采访,共产党的周恩来啦,青年党的曾琦啦、左舜生啦,他都是把他们当作是新闻采访对象。他不仅能够从要人那里直接得来消息,往往他的消息得自司机、副官,上上下下,只要有新闻的地方,他就去。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是,南京《中央日报》的采访组他是主任,那时候消息的集中就像是股票市场一样。那个时候他是我看到的最大胆、也最心细的记者。”

卜大中先生:陆铿先生——“永远的记者”

卜大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卜大中,我是台北《中国时报》的副总主笔,负责写评论和社论。陆先生是很有趣的人,我认识他很久,也很佩服这位老人家。

我就发现他有几点很特别,跟一般的老人家不太一样。他的童心很旺盛,对事情很好奇。他对风景、电影、戏剧毫无兴趣,他就对人有兴趣。古道热肠,有话就直讲,因为这样,他也得罪了这个政权。好的他也说,坏的也说,这是非常可爱的德行。他到了70多岁,还随着新闻到处跑。他今年已经80岁了,还在作采访,所以在台湾被称为‘永远的记者’。

卜大中先生应邀朗读了他《和陆铿先生八十寿诞赋》的片断:“夫为陆公,高寿八十,文字铿锵,隐含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遥想当年遂颈而立,仗笔如风雷之猛,发坚敌夫,喝斥有狮吼之威。当其乱世,纵横于纸上风云,……随大军北上柏林,声如洪钟,华夏广播之先锋,囹圄多年,不减青云之雄志,倏忽至今,年仅八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如长安少年。嗟夫!山之妙哉,峰回路转;水之妙哉,风起波声。陆公之高,端在峰转生波。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

陆铿先生:解除报禁党禁,办张自由的报纸――我最后的希望

主持人:“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陆铿先生这位在台湾被称为‘永远的记者’谈谈他目前的工作和未来的心愿”。

陆铿:“假如说你要让我给听众朋友送个礼物,我就建议能够听到我这个讲话的朋友‘永保乐观,拒绝死亡’,八个字,奉送给大家。我现在主要每个星期在香港《信报》上写陆铿专栏,专栏名叫‘百姓为念’,念念不忘老百姓。《信报》是朱镕基先生每天必读的报纸。除此之外,还要给台北的《财讯》杂志写陆铿专栏,专门探讨两岸三地的事情。

除了《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之外,还出了两本书,《陆铿看两岸》、《李登辉的最后决策》。我是作为一个记者,该怎样批评就怎样批评,该怎么认定就怎么认定,实事求是谈出自己心灵的感受。如果你们听众有这个兴趣,也可以通过电台,你写个信给我,我想办法寄给你也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开放报禁了,我准备不管是85岁也好,90也好,到大陆去办个报。

我曾经在1985年5月10日在中南海跟胡耀邦先生谈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有这个愿望’,耀邦说‘有希望,有希望’,所以,这个‘有希望’始终在我心里存着个希望。到大陆解除报禁了,解除党禁了,能够允许办一张自由的报纸,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不是不可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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