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早养的猪来自驯化的野猪

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几种动物之一。在中国，野猪驯化为家畜的时间，大概在8000年前。猪字属于者字族。在者字族里，者字都是声符兼义符。者字族汉字都与“家”、“室”之义有关。猪的本义是“一种家畜”。

由此可以大概推断出猪是中国人最早驯化成为家畜的动物之一。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动物是狗，但一般把狗作为看家护院的工具，而把猪作为宰杀吃肉的肉产品。家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

在猎狩时代，野猪是人们重要的肉食来源。进入农耕文明之后，人类开始驯化野猪。很多人都知道，野猪与家猪在物种上是同源的。这一点，从外形上的相似性就可以看出。而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家猪确实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

在自然选择作用下，野猪经过长时间的生存竞争，它的形体、习性都已经和野生生活环境相适应。野猪嗅觉非常灵敏，又很聪明，能吞食毒蛇，性情暴躁，凶猛膘壮，跑起来十分快，连老虎、豹子等猛兽也敬畏野猪三分。猎人常常因捕杀野猪引起其反扑，屡屡发生咬死咬伤人的惨剧。可是现代家猪恰恰相反，家猪在人类的圈养下，通过杂交，阉割、选种选配和改善饲养管理条件等，使得野猪的特征基本在家猪身上找不到了。可以这么说，人类的驯化作用使得家猪变成了与野猪完全不同的一种动物。

在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家猪是愚蠢、懒惰、贪婪、自私、淫荡的代名词。民间的鄙俗骂人愚蠢就说是“蠢猪”。这是人类驯化野猪而夜郎自大的表现。

话又说回来，人类是怎么驯化野猪的呢？第一是豢养，也就是圈养，把猪关在牢里，限制它的行为自由，容易催肥长肉。这是我国各地普遍采用的养猪方式。猪牢越小，猪的活动范围就愈小，就容易很快长胖，正如《齐民要术》里说的：“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所以，虽然也有牧猪的方式，但因为催肥不明显，并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第二就是阉割。除种猪外，不管是公猪、母猪，一律进行阉割，免得发情，影响催肥。阉割之后的猪，性情也就变得温顺一些，不会像野猪一样凶暴、聪明了。

第三是家猪物种之间的杂交。据中国社科院文化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的研究，猪的选种选配，完全是出于人类自私自利的需要——即养猪产肉。因此，在家猪的杂交驯化中，选择的都是容易长肥产肉、繁殖率高的猪种。而那些野猪的习性对于养猪说来，都是“有害”的。

据中国社科院文化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的研究，古代从事驯化猪、牛、羊之类家畜的职业的人多是奴隶，比如“养”、“圉”、“臣”、“役”、“仆”、“厮”、“牧”、“扈”等名词。后来代指动物驯化的字词也因喻换关系施用于对人的教化。如“牧”，除了涉指养牛、养猪的奴隶外，又可指称治民施政的官员。在上古的文化典籍中，地方官也称作“牧”，如“州牧”等。《管子》一书有一章叫“牧民”，就是专门讨论治民之道的。可见，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看来，统治人民就如同驯化猪羊一样。

孙中山便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鲁迅反对“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他说：“他们的散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治”就是“驯化”的“牧”，在古代叫“教化”或“文化”。古人将凶暴、聪明的野猪“驯化”为温顺、愚蠢的家猪，是古人“治”（牧）出来的，属于过度的驯化。

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资料表明，野生物种的繁殖力都非常强，譬如稻田中的稗草，总是扯不尽，扯了又扯，还是处处长起来，且比驯化水稻长势更好呢。野生水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有生”，为什么呢？它们是原始的野性生命，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在湖南的袁隆平院士看来，驯化过度的水稻没有什么生长优势，不得不靠和野生水稻杂交来提高驯化水稻的各种性能。

人类的文化也一样。文化对人的“驯化”过度，则优势变为劣势，然后奴性、堕性尾大不掉，成为文明的病态，也就是《太平经》里所说的“承负”，一种负担和阻力。孔子讲中庸之道，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就是真实的生命精神。文化过度，即阉割人的原始真实的生命，蜕化为奴性、惰性。

在古代，统治者对老百姓的“驯化”，也完全是出于满足对老百姓统治的需要，这就好比把野猪驯化为家猪，是多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