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城市警察局长是曹嘉祥
在建立现代中国警察制度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湖南保卫局首开先河，而袁世凯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和巡警学堂，训练巡警接管天津，则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正式开局。
在谈到清末警政建设时，人们大多谈论的是袁世凯、赵秉钧等，较少谈到曹嘉祥。实际上曹嘉祥祥是晚清天津早期警政的实际操盘手，中国首任城市“警察局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先后占据天津和北京。而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均归管辖，不准中国军队驻扎”。然而，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清政府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这样，八国联军陆续撤出后，中国如何接收天津地区成为历史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曾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徐世昌等人想出了以西式警察接收天津的法子。于是，袁世凯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而在这关键时刻的具体负责人、执行者便是时任天津巡警道的中国最早官派留学生——曾就读美国高校的第三批留美幼童曹嘉祥。
曹嘉祥（1863—1926）字希麟，广东顺德（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1870年代，容闳促成清政府决定派遣学生留学美国，曹嘉祥考选入内，于1874年作为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先就读于哈德福特的West Middle Public School，1877年进入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后来考入圣克劳大学学习理化。
1939年耶鲁大学菲尔浦斯教授在他出版的自传中，这样描述了留美国时期的曹嘉祥：
“我在高中最亲密的朋友是是一个灿烂中国男孩CHO，他严肃而庄重，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比我们懂得更多人情世故的人。听到这个绅士在课堂上译读恺撒是一种自在舒心的享受。以前逢到周末，CHO和我经常到哈特福德西部去打猎，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鸟和草地鹭。他有一把超过12磅重的大猎枪，他可以整天毫无怨言地扛着，并且打鸟枪法很好，击中翅膀比率很大。最后，当这些孩子令人遗憾地被召回时，CHO把他的这把猎枪赠给我，作为我们永恒友谊的承诺。”
1881年，幼童留美事业夭折，曹嘉祥随众归国，被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供职于北洋海军，历任“镇远”铁甲舰枪炮大副、烟台水师提督署提调、北洋海军兵备处一等参事官，曾参加中日甲午海战并受伤。
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接收曾经被八国联军侵占的天津时，任命曹嘉祥为天津巡警道，负责指挥由3000北洋军队转化的中国警察。在他的勤勉努力指挥下，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鉴于此，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
曹嘉祥任巡警总办后，大权在握，他没有在维护治安上下功夫，而是利用各种手段收括财富，家资为此迅速暴富。1909年天津《时闻报》社社主佐藤铁治郎，在其所箸后于5月被禁毁的《袁世凯》一书中，对南段巡警总办曹嘉祥这样描写：
“袁至天津，初行警政，几乎失败。盖当时知警察学者无多，雇用英人训练，势须有通英语者总其成。唐绍仪荐其同乡曹家祥充警察总办。……曹接办后，克扣警兵饷项，讹索闾阎。曹充总办仅年余，家资暴富至数十万。”
“曹家祥总办警政，闾阎大受其害，腐败又不堪言。有富户某被其讹索，冤无可申……。”
在内部，曹嘉祥通过克扣警兵饷项等手段，进行贪污；在外部，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讹索天津的富户。由于曹嘉祥位高权重，被其讹索者冤无可申。而他的手下也上行下效，腐败不堪，闾阎大受其害。由于曹嘉祥和手下不计手段地敲诈勒索，民间苦不堪言。于是辖区富户和百姓，乃数其劣迹，向言官举报，要求言官对其弹劾。
曹嘉祥与唐绍仪同为留美幼童，曹嘉祥是通过唐绍仪的关系而坐上天津巡警总办位置的。在曹嘉祥遭弹劾后，唐绍仪在袁世凯面前蒙混曹之劣行，极力为曹掩饰，但因社会影响过大，而贪腐又事实俱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曹嘉祥终因贪污腐败而被撤职，由赵秉钧兼任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就这样，一个中国首任城市“警察局长”，在任上仅呆了不到到一年就因贪腐问题遭弹劾而被撤职，曹嘉祥成了中国第一位因贪污腐败被撤职的“警察局长”。
佐藤铁治郎写道“袁世凯自撤曹家祥后，始知警政种种之腐败，乃遣赵秉钧继曹之任并锐意改良，处处考核，不稍松懈。有谓袁常于晚间微行，至警察出张所考查。赵以袁认真若此，遇事多兢兢业业，故天津警政乃大有可观。”赵秉钧兼任南段巡警总局总办后，经常带人巡查或者“微服私访”，《大公报》曾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六日、二十二日、二十七日连续报道赵秉钧亲自巡查之事。
在唐绍仪等上层人物的庇护之下，贪污腐败的曹嘉祥虽遭“撤职”，但并没有被“查办”，而是调任锦州候补道了之。曹嘉祥被撤职后涉足天津商界。
当年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的目的，并非为培养商业人才，但幼童在美国接受的是另一种“重商”思想，且许多幼童本身就来源于商人的家庭，从小受商业环境的熏陶，“义”与“利”的界限并非径渭分明。当他们政界军界呆不下去的时候，就很自然的选择经商了。
1904年（光绪三十年）十月一日，曹嘉祥等集资银54万两，创办直隶福兴垦务公司，公司设于天津河北新马路，在小站等处买荒地开垦，这是天津农业中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曹嘉祥等把廉价购得的官荒土地，或者招佃开垦，收取地租，或者转卖出去，进行土地投机。
1909年（清宣统元年），曹嘉祥出任海军部参赞厅一等参谋官。晚清政府决定将浙江象山港辟为军港。是年七月十八日，筹办海军大臣贝勒载洵与海军提督萨镇冰至象山高泥港祭港兴工。建港事宜由贡生象山西周人蒋黼总办。翌年，饬曹嘉祥、胡应祥购高泥房屋、田地，以立军港基础。其时辛亥革命爆发，清庭已无法顾及军港事宜，曹嘉祥等趁机挟款遁去。
曹嘉祥一直是袁世凯智囊中的重要分子。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出任大总统，于1913年12月任命曹嘉祥出任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领海军少将衔。1915年5月，升任海军部次长，成为中国新式海军发展的决策者之一。1921年辞职在上海闲居，1926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