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张摇滚乐专辑是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别总在我身上不停地唠叨，还是快抬起腿走你自己的道。——《让我睡个好觉》
“《Outside Girl》是我4年前写的一首歌，今天是我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第一次演唱。我把它献给《白鹿原》和今天现场的观众。”“白鹿原之夜”的首映庆典上，崔健演唱的第二首歌是首新歌。在他身后的大型LED显示屏上，出现了浩渺宇宙中的一颗自转的星球，星球表面隐隐浮现的是田小娥的脸，那是张雨绮在《白鹿原》中饰演的角色。
这是崔健的创意。“那是一颗有很大空间张力的外星，那张脸很容易让你想到中国几千年文化里最压抑的部分。我就是想在这首很悲伤的旋律里，再衬上这种特别遥远的想象。我们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人。”
后来我得知，崔健对这首新歌的演出效果很不满意。因为吉他手出了一个错，乐队接下来的整体配合一直不好。“不过这是我多方面的一个冒险。”崔健说，“这首歌没有审批，而且又是英文歌，动用的实验元素也很多。”
因为只排练过一次，乐队成员并不同意演出这首歌。但崔健极其坚持。“一方面为了锻炼乐队，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强调：乐队一定要进步，一定要给观众新东西。”崔健的经纪人尤尤说。
“他一直是个特别较劲的人。”梁钦宁介绍，在当年很多人两天就能录一盘专辑，但是首张专辑那9首歌，崔健录了将近一年。
在暂别大型演唱会的那些年，崔健忙得不亦乐乎：他和张元一起将早期的很多经典作品拍成MV，随后又参演了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问世后，他在东京、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大阪进行了国际巡回演出。
李皖一直觉得崔健还有另一大价值：他的存在，引领和带动了中国摇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同时也让唱片公司对内地摇滚充满市场信心。1994年春天，滚石旗下北上内地的魔岩公司同时推出了3张新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以及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崔健播下的摇滚种子遍地开花的时候，他多了一个新身份：艺术总监。他亲自物色了新一辈的摇滚乐队“子曰”，并出任他们首张专辑的监制。
“他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子曰的主唱秋野说，“而且他非常善于用自己的方法不动声色地达成目的。”当时在录制《乖乖的》这首单曲时，秋野的贝斯录了很多次，都无法让崔健满意。叫停之后，崔健笑着跟他说：这样吧，要么你去请一个贝斯，要么咱这里面不要贝斯了。
“其实这话听着有点伤自尊，他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的技术在他那里过不了关。”按照秋野的理解，这首歌里的贝斯要内敛柔和一点，但崔健希望要多些力量。“崔哥，音乐玩的是声音，人和人对音乐的感觉不一样。软一点或者硬一点，音乐的味道和性质就全变了。”秋野努力想说服自己的监制。“不，不是这样！——先吃饭吧！”崔健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录音棚。
饭桌上，秋野喝着白酒生着闷气：请一个贝斯，我们自己还叫乐队吗？不要贝斯，音乐衰减了，没有低音，那跟曲艺说书有什么区别？他跟朋友直接倒出这通牢骚时，崔健就在一旁，压根不理他，安静地吃自己的饭。饭后二人又进了录音棚。“当时我特搓火。”带着巨大的情绪，秋野弹完了那段贝斯。
“行了，出来吧！”崔健满意了：要的就是这个分寸！这张名为《第一册》的专辑被誉为“人文摇滚”的代表作，1998年获得“中国最佳十大摇滚专辑”。
阳光下的梦
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它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噢……不能这样。——《花房姑娘》
“好像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因为这世界上有一群仍然坚持梦想的人。这场演唱会就献给仍然在坚持梦想的人们。”2005年9月24日，崔健再次站到首都体育馆的舞台中央。他给自己的这场演唱会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阳光下的梦。
我问他：被禁这么多年，怎么消磨掉心里的那些怨恨？
“你一定要永远记着：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在中国尤其是这样，只要你认准一条路，永远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过去，这也是一直支撑我的动力。”崔健说，“你永远能找到方法，就永远能让自己更高兴。他们每次给你设障，你就不断地提高自己。一定不能妥协，你要妥协的话，下场就特别惨。”
“不管是崔健这个人，还是他的音乐，最大的魅力就是自由和真实。”张元说，“王朔形容他是最伟大的行吟诗人，我说他的声音才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
崔健的作品最近一次在电视上亮相，是在这个夏天最火爆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上。一位在北京开服装店的青岛姑娘在盲选阶段选择了《花房姑娘》作为参赛曲目。
就在“阳光下的梦”绽放首体那一年，另一档选秀栏目《超级女声》同样引发了收视狂潮。一位中性风格的成都女孩凭借350多万张观众投票，问鼎当年超女总冠军。现在即便再有百位歌星联唱的拼盘晚会，也不会有无名歌手的声影。电视，几乎成为今天缔造全民偶像的第一媒介。
“其实我们也跟老崔说过很多次，有了机会就要表达你的力量。”经纪人尤尤说。“电视的阵地和观众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年。我跟他说，不是观众不想选择你，是因为你没给观众选择你的机会。如果有一个好的平台，一档好的节目，他能尊重我们的制作要求，为什么不去表达你的力量？摇滚乐不应该仅仅只是在你的现场才能听到，你上一次节目，可能就有一批新观众遇到了摇滚。”
2012年元旦，崔健和乐队一起出现在上海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的现场。对于电视台制作方，携手崔健最大的难题在于，他要求必须真唱。10年前，崔健发起“真唱运动”，矛头直指充斥电视荧屏和商演舞台的各种假唱。很多摇滚歌手在晚会上的演出只需要乐队配合当个道具，但崔健要求乐队每位成员都必须真实表演。
在跨年演唱会上，崔健乐队必须在前面的节目结束之后的半分钟内迅速摆好乐器接好电源，完成舞台切换的施工。算上插播的广告，乐队总共有两分钟准备时间。为了直播顺利，彩排时崔健试完音，所有工作人员全部留下，反复练习用最短的时间上下场。那一天大家磨合到凌晨3点多。
除了对歌手本身的严格要求之外，真唱的确吃力不讨好，无论对电视台播出效果，还是对演出商的现场音响设备，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面对依然大行其道的各种假唱，业界内外很多人曾表示“真唱运动宣告失败”。“别人我们不管，但只要是崔健乐队，一定永远会是真唱。”尤尤说。
简单表达、简单交流，但不要简单思考
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红旗下的蛋》
在2012年9月西安的一次商演中，《Outside Girl》结束之后，全场歌迷终于盼来了《一无所有》。跟之前的历次演出一样，新歌的现场氛围中规中矩，而那些经典曲目，从前奏开始就能从头到尾引爆全场。
崔健曾经听到过一种批评，说他“挑逗观众”、“尽唱老歌”，他也很清楚，那些一直渴望听到老歌的观众，“实际上是大众的代言人”。
“崔健有一种力量，他很难被打倒。他既不会被批评打倒，也不会被吹捧打倒。”学者周国平说。2001年，他和崔健曾有过几次深入对谈，谈话内容后来整理出版成访谈录《自由风格》。
在《自由风格》中，崔健说道：“作为创造者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干，一个就是重复以前的创造，一个就是继续创造不重复，或者说就是往前走、不停止。很多人一旦生活标准达到一种水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停止的机会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实际上不是把创作当成一种乐趣，而是当成目的，当成达到自己稳定生活的一种手段。一个艺术家是不是真正踏上了艺术征途，就看基本是个创造过程还是表演过程。”
“千万别再聊《一无所有》那个晚上了！”在采访时，崔健对谈论早期经历的话题意兴阑珊。就像要求乐队一定要给观众新东西一样，他希望封存往事，“艺术家任何时候都只拿作品说话。”
崔健最新的作品是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长片《蓝色骨头》。尽管在电影《成都我爱你》下部中，他曾有过一次执导经历，但那次合作并不愉快。这次拍摄，才是崔健导演实力的真实体现。
“崔健编故事的能力非常令我意外。”先期看过影片的周国平说，“他的电影肯定不是商业片，但这个电影也肯定不是那种特别小众的电影。它的受众可能会广，因为故事还是好看的。它讲述了两代歌手之间的故事，片中的下一代就是当下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我相信年轻人会有兴趣，而且电影的画面和音乐都非常棒。”
《蓝色骨头》的摄影是香港著名摄影师杜可风。得知崔健要当导演，他主动请缨出任摄影。而影片所有的配乐，全部由崔健包办。目前影片已经送审，不出意外，明年年内一定能够公映。
2011年8月1日，崔健迈进了知天命之年。他从不过生日，那晚结束所有工作之后，在朋友再三劝说下，来到乐队一位成员自己开的酒吧，和朋友们喝了一杯。虽然晚睡晚起，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规律作息，坚持天天运动健身，像很多世界知名摇滚歌星一样，身材依然不输当年。他从不碰毒品，在《飞了》的歌词中他写道：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艺儿，你瞧我是不是与众不同。“跟他相比，我的生活更像是摇滚圈的人。”张元笑着说。
“年轻人永远是对的”，这是27岁的崔健放出的一句豪言。如今人到中年，他如何直面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危机？
在《自由风格》中，崔健说：“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恐惧：个人害怕群体，就像人们怕谈论政治一样。说到这，有人会觉得我鲁莽，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但这就是恐惧的一部分，因为我已经开始想我自己有没问题了，并且试图挖掘我内心深处恐惧的根源，同时也观察周围的人是否会有同样的恐惧。我后来意识到，这种解决恐惧的方式是对的，是和平的。摇滚乐能起到这种作用，让人用简单的方式去表达，简单地去交流，但不要用简单的方式去思考。”
我们追不上时代，他与时代并行
我看差不多了时机已经到了，我是干脆放弃还是继续努力，拿出新的勇气还是回家去，回家把青春的爱情进行到底。——《小城故事v21（下）》
2011年元旦，崔健再次回到工体举办个人演唱会。这次他带给歌迷的新体验是将摇滚和交响乐融为一炉。与他携手合作的，正是他当年的老东家——北京交响乐团。这次跨年演出，让很多老歌迷尽兴地重温了一次崔健出道至今的所有经典作品。演出最终在他3次返场后结束。
“我们古典音乐走得非常难，但是崔健比我们还要难。”这次演唱会的指挥谭利华说。“我不好说什么是摇滚精神，但崔健身上，一直有他的精神。”
“以后崔健的音乐，肯定是会往更纯粹的纯音乐发展。”音乐人方无行说，“其实他以后的演出可以考虑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体育馆里举行的大型演唱会，乐队是老班底，曲目就是那些歌迷怀旧的经典作品；另一种是很小的规模，最多也就二百人，观众比较高端，都只为音乐本身而来。在这种演出上，崔健就可以把他的音乐实验，把他最纯粹的音乐拿出来跟大家交流。而且这种演出，他可以和很多新乐队成员合作，找到新的音乐思路和模式。”
几天前，学者周国平和崔健进行了一次长谈。接下来他们还会约谈几次，谈话内容作为修订部分将收录进10月底再版的《自由风格》中。今年6月23日，二人共同的朋友、音乐人梁和平因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他们想用版税为他接下来的治疗和生活提供一些帮助。
“这次再见面，感觉他整个人变得平和了。”周国平说，“11年前的他性子还是非常倔，比如面对媒体他会排斥，但是现在，就算媒体抛出一些不太得体的问题，他也会配合，而且巧妙地引到自己的话题上来。”
如果说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崔健是谁”会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很多昔日的歌迷，问题便是：崔健还是崔健吗？
“虽然进入90年代以来，崔健的作品一直呈现一个下降的曲线，但他依然是极其少有的音乐人，甚至在整个艺术圈都是极其稀有和独特的。”李皖说，“历史上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够使时代主题成为他的创作。具有这种雄心和严肃目标的人很多，但崔健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表现最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选择了一个最有分量的对手’。他一直力图找到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对这个主题进行言说。”
对于7年前问世的崔健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李皖评价说，“面对一个分化的时代，崔健找到的解决方式依然是天才的，也是有效的。从前他在作品中的角色接近于自己，他不过把这个角色抽象成一个‘我’；但在新专辑中，他用网友、民工等等不同身份的角色扮演，既聪明又富有创造力地找到了自己的解决途径。这个时代像一列火车，我们已经很难追上它，但崔健好像始终在和它并行。在今天，他始终在写中国的问题，依然在给时代画像，并且最后的成像是逼真、丰富和多彩的。不管时代怎么改变，崔健始终能够牢牢地抓住自己的目标，不被甩开。”
在李皖看来，崔健在今天最大的尴尬就是再也不会有当年那么多听众，从前那些狂热的歌迷甚至已听不懂他了。“大家看起来像老朋友，其实早已形同陌路。对他的怒气和怨言，其实反衬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在今天的不堪。”当年北大崔健后援会的青葱学子如今已散落天涯，有人从政，有人经商。中年心事爬上鬓角发际的他们，会在某个久违的沉睡夜里梦回当年的看台时光吗？
周国平这次的观察结果与李皖的感受如出一辙，“今天再打量崔健，他的确不在中心位置。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独地进行一些坚实的思考。他读书不多，所以他的思考不是思辨和过于逻辑的，但也正因如此，他的思考全部出自生命本能，是建立在最根本生存状态上的一种社会思考。这种严肃的追求，可能因为跟时代的反差，更显得可贵。”
在崔健接下来的计划中，电影依然会占据很大的篇幅。《蓝色骨头》里复杂的人物线索和丰富的小传背景，让他有了很多拍摄续集的可能。当然最重要的依然是音乐，他痴迷技术，面对数码时代依然充满征服的野心。在他的憧憬中，未来还应该有一间音乐教室或一个基金，让音乐在很多孩子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
崔健当年在北交的一位同事说：我们一直表演的都是别人的作品，崔健却写了一辈子自己的歌；我们循规蹈矩等到退休，他大概会自由自在地过这一生。
“白鹿原之夜”演出接近尾声，全场观众在崔健下场之后依然持续不断地喊着他的名字。在潮水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崔健返场。《花房姑娘》熟悉的旋律响起，他习惯性地微微佝起背，逆光里抱着吉他的背影像是一只不停地挥动翅膀的鸟。既像是在甩掉泥泞，又像即将振翅高飞。全场大合唱的背景声，依然没有淹没音响里传来的他的歌声：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