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金融城市是云南会泽
铜旺火红耀边城
东川府原为彝族聚居区，唐代南诏北侵入川掳数万汉人归，这是有史料记载的汉族进入。清中官方推出了“铜本制”，即为鼓励生产，先多从外省移民，以补人工的不足，厂家和矿民可由官府预借发放生产所用启动金，官方制定铜价，预放铜本，督民采炼，所产之铜由官储编制收购再折回所放铜本。有如现在的银行重点扶持企业发放的无息贷款。这样，很快就迎来北方多省的人丁，把采矿冶炼行业红红火火做起来了。
因矿冶的兴盛，外来移民剧增，乾隆时期，矿山工人即达到20万人以上；因此有人说，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也是诞生在会泽。而自古产业工人聚集的地方，往往是起事的地方，明清之际都严防矿工结社，甚至限制矿山冶炼非允许的其他金属，以防产生武器谋叛。
饶是如此防范，清咸丰时不到9年的时间，产业工人先后爆发了6次反清起义，与正席卷东南的太平天国运动遥相呼应。因为这种反叛的传统，后来的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讨袁运动中，主力都有会泽人唐继尧、黄毓英、邓泰中的身影。会泽人由开化之先到觉醒维权，再走向追求民主政治。
那时官府派人驻厂，除负责维稳盯防外，还负责发放“铜本”（无息生产贷款），生产其他一概不管，是由“七长系统”实现开采冶炼生产，这“七长”是客长、硐长、炉长、炭长、镶长、课长、锅头，生产各司其职，组织井然有序。
产业发展到后来，自发形成民间的资本形式，同治十三年，在会泽成立了“东川矿务股份公司”，为云南最早集聚商股、实行资本组织形式的地区。招商时投资的竟有唐继尧（会泽人，1万银元），蔡锷（3600银元）等地方大员。
至今东川还存不少清代铜矿，以金沙江边会块乡建于雍正年的茂麓厂冶铜遗址最为著名，1993年就被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遗址现存炼炉、矿硐、矿工居住遗址、炼碴堆积等。年产铜600万斤，清代京铜主要来自这里。
汤丹镇菜园村西老明槽铜矿遗址，分布大小矿硐1000余座，残存露天采矿场及洗矿池10余处，炼铜炉基3座，附近矿渣堆积面积约1000平方米，是东川古铜矿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因民镇炉墩村西有狮子头清代矿冶遗址，残存矿硐6处，其中一个大硐号称“万人硐”。因民镇大箐村东是大箐山清代铜矿遗址，现存矿硐3处，冶铜址一处。
铜锭撑起清帝国
早在汉代之前，东川会泽的朱提银和堂琅铜就名扬九州，因为几千年中国实行的是金铜辅助的“银本位”货币制度。东川矿带产铜、银、铅等，银的出产量很大。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天历元年（1328）全国岁课银1548锭（每锭50两），云南产的岁课银有735锭，占全国岁课银总数的48%。
这充分说明自南诏到元明时期冶银手段技术多样化后，不光是云铜居全国之首，云银也执牛首。而云铜云银大部分产地，都来自东川府。开采冶银的矿藏中伴生有含量很高的铅锌，古人采的又多是富矿，今天这些矿渣再成高品位宝物。地质调查显示，古人冶银留下了90多万吨的矿渣堆积。手工作坊的年代，这个数目简直难以想象。故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说：“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
那时流行一种说法：只要滇东北的银和铜三个月运不出来，大清国就要陷入经济危机。可见国之倚重。
明末因战乱和开边贸远洋通商，白银开始大量流失。至清初，白银紧缺，明的“银本位”换成了清的“铜本位”。但国库铜料紧张，甫立之大清国的“铜本位经济”危机愈甚。
因倭寇海盗活动严重，郑成功占居台湾封锁东海，由日本海运进口的洋铜也越来越少，天朝闹起了铜荒，北京的宝源、宝泉两大铸币厂接近待料停工。清初爆发过一场“收购废铜，偷工减铜，禁民间用铜，以铜抵税抵粮”运动……至慈禧末期，清廷还惦记过东川铜。当时京城府库制钱几乎全空，紧急着办地方解铜一百五万斤制钱。
缺铜就无材料铸钱，无钱发放，则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银根”就相当紧。朝廷啥招都使出来了。然终非长久之计。此时不光中央铸造钱局如此，各地方铸造钱局也同样如此。那时的铜料价扶遥直升，已达“每百斤铜值银11两”的程度，兑换上清廷规定一两银当一千文铜钱，而实际民间只能兑换到812文。
到后来这成了地方财政发财的好机会：东川铜以每百斤九两四钱向八省采办和中央财政收取，而只以每百斤四两的低价向矿厂收买，去除马帮人工运费后，朝廷政策允许中间巨额差价由地方大员自由支配，大发横财。
那时经历了康乾盛世中的康熙朝后，天朝物产丰饶，但货币的总发行量不够，相当于今天的“M1”（狭义货币的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总量）发行流通量都不够，不少地方出现了以物易物现象，甚至出现了京城御林军都无钱发放军饷几致哗变的事，严重影响了国家、民间商贸。
负责采办洋铜的八省官吏都把眼光投向了云南，奏请雍正帝采办200万斤滇铜救国库之急。东川府铜立即成了维系大清帝国经济的命脉。随后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滇铜上京”就拉开序幕。每年400多万斤滇铜由会泽递解上京，后来递解滇铜出省越来越多，每年达633万斤，完全取代了日本洋铜，支撑了其后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到乾、嘉年间，最高年份时东川铜的生产，已可达千万斤之多，湘鄂川黔等八省都来采办铜料。
这造就了明清之际的“滇铜甲天下”现象，云南的产铜量占全国的80％，而东川府出产的铜占全省的72％。当时会泽是滇铜的最大集散中心和铜产品加工与铸币中心，是当时中国名副其实的铜都。民间也有人大铸私钱，类同今天的印假钞，抓住了要杀全家。
因解铜之路遥远而艰险，成本颇高，朝廷又特许在昆明、会泽开炉铸币。雍正十二年，在会泽设宝云局，设炉28座，到乾隆十八年设宝云新局，设炉50座，年铸造铜钱33万余串。于是会泽因押解国库需铜和铸好的铜钱上京入库，而成了中国最大的马帮集散地，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靠马驭。出会泽北上，即很快进入“乌蒙磅礴”的艰险山路，远远马铃声响过，近闻铜串钱响，这是很多年里西南的崇山里常见的一幕。
这种成群结队穿行在京滇之间的、有大队官兵押运的解钱解铜马队，功用类同于今天的银行戒备森严的解款车。也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多个民营官办“运输公司”。这个大规模由马帮背夫解铜运京的著名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演了200多年。
后来通川水运经常沉船，官府投入十余万两整修金沙江50余处险滩，开凿会泽通往金沙江的小江汇合处的象鼻岭，这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五月渡泸的地方，也是马可·波罗南游中国进出云南的地方。
资源枯竭后转型
今天“铜都”的风采消失了，往昔的辉煌只存在于纸面和人们记忆中。
经商周秦汉四朝的开采，森林砍光，泥石流到处都是，东川矿区不适宜人类生产居住，因此到了唐宋之后此地550年无人居住，直至明清炼铜后才重新有人类活动。
休养生息到明清，再经两朝持续400多年的开采冶炼，人们几乎砍光了附近的森林，挖遍了那里的大小山川。就是到了现代，会泽、东川一带，植被也稀少、泥石流灾害严重，各有199、107条泥石流沟，小江流域境内的会泽，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蒋家沟泥石流已成世界泥石流经典地理样本。
随着冶铜所需薪炭采伐运输距离越来越远，矿洞越打越深，铜料来源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每百斤铜4两银的收购价，已远低于生产成本。当时计算生产成本每百斤铜需5两多，而云南巡抚爱必达的调查，是需6两，但清廷只肯加四钱二厘二，做铜越来越没赚头，行业逐渐萎顿。
到辛亥革命后，旧铜制钱被废弃，京铜停运，饷协无着，东川诸矿生产停顿。东川铜业开始走向衰败。
1962年再投产的东川矿务局，40年中有26年亏损，国家补贴后累计亏损22152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国内铜价市场持续低迷，最终陷入了扭亏无望、资不抵债境地。会泽一度被国家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后来仅存一家驰宏锌锗矿业公司，不过不开采铜矿了，而是铅锌矿。
但作为历代东川府治所在，会泽古城留下了大量历史遗存，多省留下了会泽乡党会馆。据新中国初统计，会泽寺庙会馆遗留有108处之多。可见当年兴盛的程度。乾隆也曾亲笔为东川矿王庙题匾，推动“东川府”成西南经济重镇，“天南铜都”也因此得名。古城在明为木城、清初是土城，到清雍正10年完成了石城的修筑，惜新中国后被拆毁。
云南近年提会泽是“中国青铜文明发源地”。仿明嘉靖年间铸重达41.5公斤的天下第一钱“嘉靖通宝”，在市政广场竖起了彩虹桥穿入超大铜钱的独特地方建筑，成为游人纷纷留影的一景，美其名曰“钻钱眼”，不过这可能是最不俗的“钻钱眼”了！
会泽思谋打造铜文化旅游名城，搞矿冶文化“万里水陆联运银铜古道”旅游线路群。以先秦、两汉和明清代堂琅矿冶各重要采冶地为起点，以各矿冶运输路线为主线，以清代京铜运输路线为重点，规划最终达北京的万里铜运古航道。著名的茶马古道上京路线，基本重合在铜运古道线路中。此道因此兼有铜运和茶马古道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