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放前丢掉的最大一块陆地国土是外蒙古
中国在解放前就已经丢掉实际控制权的最大一块陆地国土是外蒙古
中国清朝晚期，西方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从此开始遭到破坏，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神圣国土开始惨遭瓜分、蚕食。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气数已尽。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
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事实上，外蒙古立即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 “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此时，十月革命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 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然而这时候蒙古的独立早已成为事实，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收回外蒙古主权已经不可能了。）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后来美国因使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迫使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
1949年10月，中国的内战以共产党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开始束缚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开始与中国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选择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与中国交恶。蒙古几乎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往日的苏联后来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接济别人。于是蒙古重新开始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
中国的博大胸怀真是世所罕有。20世纪90年代初，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带去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今天，蒙古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蒙古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目前还需要严重依赖中国的铁路和港口。
做为俄化了七十多年之久的蒙古，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里遍布俄式建筑、俄国汽车。人们的穿着和饮食习惯也几乎俄化了；但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文物店里，可以看到出售的很多文物几乎就是中国的文物，有古代的，近代的，也有现代的。如清朝皇帝的画像，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的钱币等。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遗憾，但未来给予了我们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