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石窟造像群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云岗石窟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势凿出，东西长约1公里，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北魏时代。两道峡谷将石窟分为东、中、西三区，东区洞窟较少，只有第1至第4四窟；中区为第5至第13九窟；西区石窟数目最多，除第14至第20等七个大窟外，还有位于第20窟以西的第21至第53窟等三十三个小窟。现存的53个主要洞窟中，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是中国现今所知最大规模的石窟造像群。。

（图：云冈石窟）

鲜卑族拓跋部自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后，在统一北方的战争里，逐步认识到了佛教对于征服人心，巩固统治的妙用，因此，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佛教一直在北魏境内兴盛。同时，在长期的征战中，北魏政权不仅掠夺积蓄了大量的财富，也俘获了许多精通雕刻、建筑等技艺的工艺家，为云岗石窟的建造打下了物质和技术上的基础。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北魏当时的佛教领袖“沙门统”昙曜为主管，开始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开凿洞窟，镌刻佛像。根据昙曜的建议，当时共开凿了五个洞窟，雕刻出释迦像五尊，象征着北魏太祖、太宗、世祖、高宗和高祖等五位皇帝，体现了“皇帝即佛”的宗教主题。这五个石窟现在分别被命名为第16、17、18、19、20窟，也称“昙曜五窟”。文成帝去世后，即位的献文帝和孝文帝于公元467–494年间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形成了云岗石窟建造的第二个时期，也是最盛的时期。这时期开凿的石窟共分五组，即现在的第7、8双窟，第9、10双窟，第1、2双窟、第5、6双窟和第11、12、13窟。此外，这期间还修建了云岗石窟中最大但中途停工的第3窟的基础工程，第16、17窟中未完成的部分以及第20库以西的个别小窟。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至农民起义军攻陷平城（526年）期间，云岗石窟的工程继续进行，但大都是一些小型窟龛，东起第4窟，西至崖壁西端，都可以见到。

“昙曜五窟”是云岗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它们形制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或椭圆形，穹窿顶，前开拱门，门上方开明窗，高达15米以上，但形式却近似僧人修禅所居的草庐。窟内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两侧各有一佛侍立或倚座，合为“三世佛，”，但主从相差悬殊。主像背后雕饰华丽的舟形背光直达窟顶中央，壁间遍刻千佛，有的还刻有贴壁雕的菩萨、罗汉等形象。尽管这五个石窟中在设计和布局上存在着和谐统一性，但它们的造型并不雷同，而是各有特点。譬如，第20窟的佛像以英伟端庄著称，第19窟的佛像以俊秀雅闲取胜，第18窟的佛像则在庄重中又不失活泼。这一时期的雕像拥有共同的特征：面相丰满，目大眉长，鼻梁高隆，直通额际，口唇较薄，嘴角微微上翘，呈微笑之意，肩宽胸挺，躯肢浑厚健壮，具有伟丈夫的气概。即便是佛像身后作少女型的飞天等，也是英姿飒爽。无论是面貌神态还是体态服饰，这些窟龛造像的艺术水平和风格特色都与凉州（今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佛教由西向东传播的历程。

“昙曜五窟”的开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训练出了大量的工艺人材。因此，云岗第二期开凿的石窟，不仅数量大，而且在结构组织上也有了创新和变化。首先，洞窟的形制由前期的草庐式改为了大致呈方形的殿堂式或塔庙式，多数分前后二室，并在前室外构筑木质楼阁。前室的四壁与塔柱的四面均安置多重的佛龛，窟内遍置浮雕装饰。其次，窟内的本尊佛像，一般安置于大龛内，体型相对缩小，增添了和悦之感。佛像的服饰也由轻柔贴体的偏袒右肩袈裟变为了宽大厚重的“衮服”，反映了北魏政权在服制改革和民族融合上的成果。第三，造像的题材日益丰富，从佛教人物到着鲜卑族服装的供养人行列，都在石窟中有所体现。

孝文帝迁都后，开窟造像的重点移向了洛阳的龙门，云岗已不再是皇家礼佛的场所。因此，尽管开凿雕造的活动并未停止，但都只是民间人士和僧人施造的一些小规模的窟龛。这些窟龛的形式内容与中期相似，只是造像普遍趋于削瘦，面型清癯，长颈窄肩，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大衣下摆褶纹愈益重叠，整体风格与同期龙门石窟的基本一样。

纵观云岗石窟，从规模、内容、布局结构到细部处理，都是秦汉以来中国雕塑艺术的重大发展。尽管千百年来的风沙侵蚀使一部分造像失去了旧日的风采，但至今留存的数万尊雕像仍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无怪鲁迅先生曾将“云岗的丈八大佛”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