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被发现的苗族史诗是《亚鲁王》

贵州省最贫瘠的麻山深处，苗家东郎（歌师）们在千年如一日地传承着古老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只是，文化界对此全然不知。直到2009年春天，《亚鲁王》才“闪入”了文化人的视野。它仿佛横空出世，震撼了民间文学界和苗学界的学者们。从发现至2012年2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亚鲁王》正式翻译出版了。这是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又一特别行动和丰硕成果。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深谷。”大约与《诗经》同时代的一部史诗在贵州麻山地区的西部苗族中至少口头传唱了2500年以后，今天终于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出版面世了。《诗经》是源于民间的口头诗歌，后经升华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而这部《亚鲁王》是至今仍在民间口头传诵的活态史诗。

这颗在贵州麻山偏远地区崇山峻岭中埋藏的民间文化明珠，历经上千年的风霜雨雪，于2009年由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执著发掘而惊现于世。记得当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掌门人冯骥才得到消息后，曾斩钉截铁地说：把抢救工作放在第一位，在第一时间奔赴田野第一线，立即对这一具有丰碑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紧急抢救。2011年，《亚鲁王》以其珍贵的文化价值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发现至今，我们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这本书正式翻译出版了。这是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又一特别行动和丰硕成果。

《亚鲁王》是典型的口传史诗，又是一部复合型的史诗，具有创世、迁徙、英雄多种史诗类型，具有翔实生动的叙事性，是西部苗族历史的诗化，也是西部苗族诗性的历史。它代表了西部苗族在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是苗族从远古时期一直传承至今，在当代苗族人生活中存活、由苗族人集体丰富的智慧结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文化人都在不断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一文化本源问题，《亚鲁王》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西部苗族的“源头”。它体现了苗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基因密码和精神图谱，也是我们今天了解认识苗族的百科全书。这其中凝聚着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是值得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文化象征和人类文明的丰碑。

无疑，《亚鲁王》的发现是本世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一个奇迹。《亚鲁王》的活态传承也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一个奇迹，而杨正江的出现实现了西部苗族历史和现代的对接，更是一个奇迹。我们不愿意总发现有“非遗”濒危，我们愿意书写抢救的“奇迹”。目前，《亚鲁王》的歌师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3岁。而既能通晓西部苗语又能以拼音式苗文笔录并译成汉字的人只有一位，他就是《亚鲁王》的收集翻译者杨正江。苗族民间史诗研究人才稀缺、传承者甚少，不仅体现出《亚鲁王》这一古老而濒危的口头苗族史诗的学术价值和珍贵的文化价值，而且使我们倍感今后的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以西部苗族方言流传于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苗汉双语对照文本和汉语整理文本，经过三年的调查、记录、整理、翻译工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至少有三方面意义。

首先，《亚鲁王》是苗族文学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英雄史诗，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将被改写。这样一部英雄史诗不仅是在麻山及周边地区第一次被发现，而且即使在更为广阔的西部苗语方言区也是第一部。故而，这部《亚鲁王》在苗族长篇叙事诗作品中尤为珍贵。

其次，英雄史诗《亚鲁王》在20世纪历次调查中均被忽视，此次普查中被发现，从而填补了民族文化的空白。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了这部史诗后，立即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对这部史诗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尽管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这部口传史诗的第一部，但就其内容和篇幅来看，它应是历年来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苗族主要分布区搜集到的长篇叙事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比此前篇幅最长的《逐鹿之战》要长得多，堪称是苗族民间叙事作品中迄今篇幅最为宏大的一部英雄史诗。

最后，《亚鲁王》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尽管《亚鲁王》的形成时代还有待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就目前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它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道教文化的浸染，却与儒家思想无缘。故而我们有理由说，《亚鲁王》与已有的大多数英雄史诗不同，它为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

始自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民间口头文学调查活动，并不断有新的收获。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文学蕴藏之深厚真是无可估量。

苗族人关于亚鲁王的传说，广泛流传在其聚居地。在其他地区多以故事、传说和短诗的形式传唱，唯麻山地区以长诗传唱。现在出版的《亚鲁王》只是第一部，凡12000行。调查重点为紫云县的六个乡镇，也是《亚鲁王》活态存在的中心地区。紫云县这六个乡镇属于麻山地区，而麻山地区又涉及六个县。另外，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不少市县也都有《亚鲁王》的传说。显然还有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尚待去做，其规模尚无法估计。目前，人力与财力的缺乏使工作力度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从已调查的资料来看，在数百“东郎”（歌师）的口中，其保存内容不一、版本不一，甚至说法都不一。如何记录与整理，是日后工作的难点之一。

《格萨尔》为藏族史诗，《江格尔》为蒙族史诗，《黑暗传》为汉族史诗，这些民族皆有文字，诗歌也有手抄本。《亚鲁王》为苗族史诗，却既无文字，也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东郎”口口相传。由于记忆的内容各异，或传唱中各自发挥的水平所限，致使流传的“版本”与内容纷繁多样。这也正是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我想，当前急迫的工作应是对《亚鲁王》做更彻底和全面的普查与存录。存录的主要方式是用文字和音像记录，将其原始生态原真地保存下来。这样说来，该书的出版仅仅是《亚鲁王》搜集整理的开始，而非大功告成。

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是《诗经》，即民间口头文学集。这表明，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源头。此后，虽然我们的文学史向着文本化与精英化发展，但直至今天，口头文学在民间仍充满活力。然而谁曾想到，与“诗经时代”差不多久远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还“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亚鲁王》的“一只脚”已迈进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会因此而增添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