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为中国抗日牺牲的美国飞行员是萧特
1941年至1945年，美国飞行员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简称“飞虎队”)先后有一千多位美国飞行员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令人无法忘怀的一页。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并不是飞虎队队员，而是早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在苏州的一场空战中壮烈牺牲的美国飞行员Robert Short。
Robert Short(1905―1932)，中文译为萧特、肖特、孝脱等，美国华盛顿州泰科玛（TacomaWashington）人。他毕业于麻省东波士顿城(East Boston Massachusetts)寇蒂施民用航空学校(Kurtss Wright Flyirn?鄄grschool)，后兼习军事航空。曾为美国陆军航空兵飞行员，被授予上尉军衔，退役后任美国盖尔飞机公司驾驶员，技术精良。1930年春由美国来华，下榻在上海静安寺路150号。他先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后来曾任我国航空署机师，1931年6月任中国军政部航空学校飞行教官。
萧特热爱航空事业，常常对朋友说自己最希望的就是牺牲在飞机上。他对中国也非常有好感，在华期间写信回国，常常称赞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谦逊有礼。他的母亲多次召他回国，都因为萧特热爱在中国的生活而未果。
“一二・八事变”之后，日军华北方面的空军第二天就出现在闸北天空，上海周围都被日军空军蹂躏。国民政府被迫将原配属十九路军的飞机队从江西围剿红军的战场调回，于2月5日从南京奔袭上海，与日本空军进行第一场空中激战。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伤二架，但是中国空军分队队长黄毓全阵亡，飞行员朱达先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国民政府还调广东空军北上增援，2月10日后，广东空军一队15架飞机到达了杭州，然而国民政府在优势的日本空军面前，没有勇气坚持上海的空战，不久就将广东空军调往蚌埠，中央空军退出南京，拱手让出了上海的制空权。但是日军仍不满足，由于中国空军飞机的性能不能一气由南京直到上海作战，需要在虹桥或苏州降落休息，日军经常到苏州、杭州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肆意扩大战火。
看到日军横行中国领空，萧特义愤填膺，曾经对朋友说：“苟假我战斗机十架，可驱杀日机，片甲不留。”他自告奋勇参加了对日作战。2月20日，萧特驾驶一架美国最新式之波音单座战斗机在苏州飞机场附近空中与日军所大尉指挥的战斗机遭遇。他利用自己飞机较优越的性能，飞到敌机上方，俯冲扫射，与敌机鏖战近二十分钟，迫使敌机逃离战场。
2月22日下午四点半，日军小谷大尉所指挥侦察机三架与生田大尉所指挥战斗机三架再次赴苏州葑门机场附近侦察轰炸。他们看见该飞机场有一架飞机升空，正是20日与所大尉激战的萧特驾驶的波音战斗机。萧特升空后，以一敌六，毫无畏惧。他仍然象前两天一样，飞高至敌机之上，急转直降，以后方攻击小谷大尉的指挥机。经过三次攻击，日军侦察机指挥官小谷大尉被击中三发，炮手一等航空兵佐佐木左腿负伤，飞机在逃往上海杨树浦机场时坠毁，小谷第二天伤重毙命。激战近十分钟，日军机群转向东南逃跑，萧特虽然以寡敌众，却紧追不放。在距苏州城区二十余里的今天车坊乡高垫村上空时，敌机回头应战。战约五分钟，由于众寡悬殊，萧特的飞机被击中，坠落于吴县(即今苏州市吴中区)车坊乡高店镇无潮港口水中。战后指挥日军飞行队的海军大尉小田原俊彦说萧特“过于勇敢作战”，充分反映了萧特临敌无惧的英雄气概。骄横的日寇驻上海总领事村井竟向美国总领事提出抗议，称美国飞行家公然参战，对日本飞机挑战，杀害小谷大尉，要求赔偿和保障将来不再发生此类的“不详”事件。美国政府不愿触怒日本，3月10日，美国领事署法委员克里塞尔检验了萧特的遗体后，竟然宣称关于萧特“死因之证据近于传说，故对于其遇害详情，置之不提云”。充分反映了美国在“一・二八”抗战期间软弱的对日态度。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避战不出，使萧特孤军奋战，壮烈牺牲。参谋本部曾在报告中说，萧特“追逐过猛，至为所乘，竟被击落”。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将军在萧特阵亡两天后也对西方记者说：“萧特系运送我国所购‘波音’号飞机来华，与军事无关。”在上海的西文报纸报道了萧特的作战经过之后，国民党当局29日才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消息，说萧特“目睹日机轰炸妇孺惨状，义愤填膺，奋勇参战，为敌所乘，卒罹于难。”但对萧特作战的经过却只字不提，使关于萧特的事迹，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误传。
萧特坠落之后，车坊公安局派警员赶往援救，在无潮港水中捞了烈士身着皮衣的遗体。2月27日运抵上海，停厝于万国殡议馆。每日都有数百人前往吊唁。烈士的遗体刚运到时，焦黑异常，几乎面目不辨，非常凄惨。经过精心洗沐，用绸缎包裹，仅露面部，接受人们的瞻仰。萧特的母亲伊丽莎白两次来电，嘱将灵柩运回美国华盛顿州泰科马家乡安葬，国民政府则多次向其家属商请留葬中国，以资纪念。直到3月5日前后，才接到萧母来电，答应国民政府之请，并愿亲自来华参加葬礼。4月2日，伊丽莎白夫人偕萧特的弟弟爱德门从西雅图起程来中国。当天西雅图附近很多华人代表到码头欢送。萧母一行在日本横滨、神户停靠时，数以千计的日本人聚集在码头上叫骂不已。船长专门在梯口设置警卫，萧母几乎没有出过舱门。
4月19日下午一时许萧母一行乘塔夫脱总统轮驶进黄浦江，停泊于浦东白莲泾码头。各界代表前往新关码头欢迎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国民政府代表唐海安、财政部代表郑莱、军政部代表沈德燮、航空署代表林我将、外交部代表郭德华、市政府代表俞鸿钧等，均乘坐海关特备的小轮登轮迎接。其他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等八十七团体代表俞鸿钧、十九路军代表王志远、各校学生数百人，则在新关码头迎候。唐海安在致词中代表中国政府及全体人民欢迎萧母的光临，对于她的爱子为正义而牺牲，表示极度感激，萧母则答称：“生子如此，死亦光荣。”随后萧母一行下榻华懋饭店。第二天《申报》报道说：“华人迎接外宾如此热烈，为通商以来空前盛举”。连当时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放映新片《落霞孤鹜》时，也在每场之前加映萧母抵沪各界欢迎的新闻片。
次日下午四时二十分，萧母偕其次子爱德门前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探视萧义士灵柩。萧母俯视有顷，潸然泪下，与萧弟在内室将门关上，伏泣十分钟，才启门而出。4月23日国民政府追赠萧德义士上校军衔。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致电萧母称赞萧特的英勇“世罕其匹……将为全中国民众永念不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给萧母的电报中称萧特的“荣誉与精神将永垂不朽。”
4月24日，萧特的葬礼在西藏路慕尔堂隆重举行。上海市政府通知全市各机关下半旗，中西各界人士前往执绋者达数千人，慕尔堂外的西藏路几乎交通断绝。由于人太多，有一千多来宾没能进入墓尔堂。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唐海安、沈德燮等均步行送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及宋美龄女士、宋子文、孔详熙、蒋光鼐、蔡廷锴等均赠送花圈。装载各界所赠花圈的汽车用了40多辆。参加葬礼的还有萧特在上海的基督教教友，其中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教授、曾经为红军将领陈赓治疗腿部重伤的“中国骨科第一人”牛惠生、南京大戏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厅的创办人上海社会流名何挺然等。
萧特的灵柩由航空代表沈德燮处长率同该署第六队飞行师余正平、谭苏景、龙荣萱、彭庆昌及美飞行师范汉（Vanghan）、雪莱（Sollars）、海丁（Hagden）、西台尔（Shudelr）等八人送上灵车，移往慕尔堂。在慕尔堂为萧特主持葬礼的是另一位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乔治-费奇(George Fitch.中文名费吴生)牧师。六年以后，正是这位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的正直的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约翰-马吉（John Magee）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八卷十六毫米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外套大衣里带往上海，为南京大屠杀保存了最珍贵的一份铁证。
宗教仪式结束后，送殡的队伍前往虹桥机场，全体送殡车接近千余辆，蜿蜓二三里。途中萧母一度晕厥。沿途观者如堵，约在十万人以上。下午六时前后，萧特的灵榇在八十八师特务连四十名士兵致敬的枪声中放入墓穴，烈士终于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烈士墓地周围，大战之后的虹桥飞机场遍地残垣败瓦，弹坑密如蜂巢，不由得使人想起日寇的凶残和义士战斗的悲壮。伊丽莎白夫人悲痛欲绝，伫立良久，才掩面而去。
葬礼之后，国府、市府和社会各界接连为萧母一行举办欢迎会。国民党中央当局决议赠萧母丧礼国币十万元，以作养老之费。到五月上旬社会各界直接汇寄给萧母的慰劳金也达到将近五万元，对这位丧子的母亲作了一点点安慰。5月13日伊丽莎白夫人与次子爱德门由新关码头上船返回了美国。
1984年10月3日，萧特的弟弟爱德门先生随美国斯密旅行团至上海故地重游，到吴县车纺乡萧特殉难处凭吊致哀。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机场的变迁，萧特在虹桥机场的墓地已不存在，但在南京紫金山麓的航空烈士陵园内至今还保存着萧特义士的衣冠冢。当我们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生的外国友人时，萧特这位最早牺牲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飞行员朋友更值得我们去景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