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是龚澎

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龚澎，安徽合肥人，1914年10月10日生于日本横滨，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1938年9月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在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担任周恩来同志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1970年9月20日去世。她与丈夫乔冠华生有一子一女。本文作者为龚澎之女。

一

母亲的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那明亮深邃的眼睛仿佛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我的母亲龚澎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她总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但是她对我们是非常爱护的，她不但对子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更重要的是她还教育我们怎么做人，怎么选择人生道路。
而给予母亲人生重要启蒙教育的人是我的姥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身上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报考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他追随孙中山参加幸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第二年母亲诞生于日本横滨，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儿。袁世凯倒台后姥爷才得以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生活。

二

1928年—1933年母亲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33年母亲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在学校母亲是一个活跃分子，她被选为燕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会委员兼财政部长。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近万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母亲是大队长之一。那时，我的大姨龚普生也在燕大读书（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任驻爱尔兰大使），她们和一批向往真理为民族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埃德加。斯诺夫妇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根据斯诺的建议，母亲和大姨在燕大临湖轩主持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她们正义和激昂的勇气、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一生。
母亲生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母亲仍写出她的论文《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她在学校仍是名列前�的优秀学生。1937年3月，母亲在即将毕业之际，看到了刚刚发表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200张陕北照片，还有苏区的小电影。母亲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燕大同学中传阅。1938年初，母亲决定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走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的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八九分，姥爷对母亲说，你认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三

1938年3月，母亲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7月的一次活动中，她第一次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1938年9月，母亲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路上她恰巧与彭德怀同行，边走边谈，最后母亲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了作。
母亲在朱德、彭德怀等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向他们学习到许多高尚的品质和高瞻远瞩的思维方式。太行山严酷的斗争和深入基层的生活，使母亲从一个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1939年8月，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母亲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在反扫荡的行军途中刘文华因阑尾炎无药医治而牺牲。

1940年9月母亲身穿八路军军服，随身带一个小包，来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直到建国后在外交部工作，她得到周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达30年之久。1940年在重庆时，母亲除了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外，还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国记者打交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母亲勇敢机智地周旋在他们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做丁作。一位美国友人回忆说，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他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谈到母亲时说，她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实和真话。费正清认为中国第一个最好的外交官就是龚澎。

1942年7月，我的姥爷在桂林病故，周恩来代表红岩全体同仁亲笔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慰问信。晚些时候母亲才得知刘文华伯伯已先于姥爷去世，她难过得蒙着被子在床上躺了一天。后来邓妈妈去宿舍看她，周恩来又找她谈话，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支持。此后母亲以更大的激情投入了战斗，为了翻译重要文件，她常常彻夜不眠地在打字机前工作。
1942年末，我的父亲乔冠华来到重庆，那时他从德国留学回来，在香港写国际沦评已小有名气，他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同时也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再也没有分离过。1943年9月母亲父亲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来抱抱孩子。母亲在重庆十分活跃，她与各界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根据地下党同志的反映，有三个美国士兵十分希望见到他，母亲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并为此做了周密安排。在红岩村三个美国人如愿以偿，并在芭蕉树前留下历史的纪念照
1945年底，母亲调往北平，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新闻组长。军调处工作结束后，母亲受周恩来同志委托来到上海，托我三姨用六根金条租下了马思南路107号，这座小洋楼成了中共驻沪代表团办事处。母亲和父亲在上海全力出版了我党第一个英文刊物《新华周刊》。
1946年下半年，父母亲和夏衍等人根据中央指示乘船来到香港，母亲组建和创办了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杂志社只有6人，母亲以“钟威洛”的笔名担任每期《观察家》栏目和社论的主笔。

四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母亲是第一届政协青年代表。她和父亲先后陪同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经台湾海峡北上来到北京，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35岁的母亲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亲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从无到有一手创建了新闻司，使新闻司起到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母亲的政治原则性很强，对国际问题能够分析人理，对新问题反应敏捷。她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既有共通性又有互补性，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壁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总理指定母亲负责他的接待工作。斯诺在中国参观了许多地方，回国以后写出了《大河彼岸》一书。1965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母亲父亲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英籍作家韩素音称母亲为最伟大、高尚的朋友。尽管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文学上已有成就，而且与东南亚领导人有交往，但她对新中国仍然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诉母亲，母亲真诚地邀请她来中国看看。1956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韩素音终于来到中国采访，经过母亲的引见她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以后每年她都来中国，母亲常常和她畅谈。
1954年和1960年，母亲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总理接见记者时，母亲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使总理很快就掌握了情况。周总理有时候让母亲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母亲谈工作。1964年母亲升任部长助理时仍主管新闻司工作。

五

正当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革来临了。母亲父亲遭到了批判。母亲在被批斗时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总理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母亲高血压，医院给她开了三天假，可只获准休息一天，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五天。
那时我们家被抄了两次，在门前刷的大标语前，母亲让我们贴上毛主席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并照像留念。对此母亲很乐观，她对我说，我给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裤，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农村教书。只要咱们全家还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东北农村，1969年我下乡到内蒙，母亲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尽快成长。半年之后她病倒了。周总理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
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现在面前时，高兴地对护士说，女儿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亲非常希望我学医，可是她却因为脑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成为医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悲痛欲绝。一年之后的9月，父亲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那张“乔的大笑”照片的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是母亲。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亲也走了。往事如烟……如今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瞧，天上那两颗眨着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爷，他们看着你在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