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彩铜制版复制古画技术开创者是鹿文波

在古代绘画艺术品复制这个行当，鹿文波大名鼎鼎。当年，他掌握的彩铜制版技术在中国独一无二，曾被视为国宝，国家给他的薪酬比国家领导人还高；他复制的故宫古代绘画精妙绝伦、传神逼真，被国家领导人当做国礼。

因为是古代绘画艺术品复制的高手，他与文化艺术界、文物收藏界的许多知名大家渊源甚深。他堪称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品复制的开山鼻祖，我国出版大家王仿子称他为“中国铜版大师”。如今，艺术品复制进入兴盛时代，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彩铜制版技术还存在吗？他的后人是否传承了老一辈的“衣钵”？带着种种问题，2012年8月，《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了鹿文波先生的儿子鹿银鉴。

少言寡语

鹿文波1901年生人，14岁丧父，15岁在北京琉璃厂的有正书局学徒。因本分老实，后被书局老板派到日本东京赤坂日本美术写真印刷所学习三色铜版制版技术。那年他17岁，文化水平不高，不懂日语。

在印刷所，日本人不教技术，他偷着学。后来，与鹿文波一起学习的日本师兄弟向鹿银鉴描述当年他父亲在日本学习的情景：“他是偷着学艺的，印刷所的照相配方贴在墙上，他私下抄下来，并学会了照相、修版技术。你父亲特别正，特别老实。”

今年80多岁的鹿银鉴谈起自己的父亲，用“少言寡语”来形容。他说：“我父亲一般不说话，也不跟人家交际，他就靠技术吃饭。父亲在家话也很少，家里兄妹4个，他要是觉得我们做得不好了，就跟我母亲说，让母亲来教训我们。他鼻子‘哼’一下，就算是厉害的，我们就知道他不高兴了。”

当年派到日本学技术的有三四个人，最后坚持下来的就只有鹿文波一人。东京大地震之后，他回到北京。鹿银鉴说，他们家祖籍河北枣强（今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从农村出来，能吃苦，所以他父亲能坚持下来。

“鹿家王朝”

故宫的老人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故宫西角楼曾经住过鹿家，待遇不一般，往来的不是名人就是当官的，文革期间被称为“鹿家王朝”。

鹿文波在日本学习了5年，掌握了三色铜版制版技术，后被书局老板派到上海创建制版公司。1927年，以“十滴水”大王著称的施德之创办金星制版所，鹿文波为其编纂的《中国陶瓷图录》100幅制版。之后被陆步洲聘为文华印刷公司制版部主任，出版《文华》大型画刊。也就是那个时期，鹿文波结识了京剧大师梅兰芳、中国动画片开山鼻祖万氏兄弟、画家丁聪、漫画家张乐平等众多文艺界、文化界、收藏界人士。

郑振铎与鹿文波相熟也是在那个时期。郑振铎既是文学大家也是大收藏家，他曾把自己收藏的陶器拿到鹿文波家让他帮忙复制，复制完以后，他感叹道：“比日本人做得还好。”

1953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为组建故宫博物院印刷所，从上海专门请来搞彩色铜版的老技师鹿文波和珂罗版技师戴圣保等。

鹿文波到北京后，制作了《宋人画册》、《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集》等大画册，其彩铜复制的古代绘画技术超过同期的日本，获得国内外好评。

神经衰弱

“我二十几岁就神经衰弱了，因为我们车间里放的都是特级文物和一级文物，车间就像动物园似的，有铁栏杆护着。故宫的那些名画、瓷器、一级一类的国宝，都经过我的手。”

鹿银鉴介绍，当时故宫博物院印刷所的车间里有3个大保险柜。每次从故宫提画，都由现在的泰斗级专家刘久安和另外一位专家取来送到印刷所。每天下班等人走完，他负责收画、锁门、封门。第二天一早，他最先去，看封条坏了没有，没有，才开门进去。然后看保险柜的封条有毛病没有，没有，打开保险柜，看看里面的东西在不在，是不是完好，印的画有没有毛病。

在做《宋人画册》时，有一件文物放在桌子上，鹿银鉴要趴在桌子上看，要描要摸，他一使劲，“啪”的一声，手下压的玻璃板碎了。这可是大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来了，负责看管文物的人来了，他们用鸡毛掸子把压裂的玻璃板掸干净，重新封了，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全院通报。鹿银鉴说：“那时故宫对文物保护非常重视。”

没人穿皮鞋

“我们在故宫上班，没有人穿皮鞋的，都要穿布鞋。为什么？地不能有震动，一件瓷器放在桌子上，不能被震动。环境不能闹，不能有杂音，因为特级文物住在我们这。”鹿银鉴说。

当年，我国古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经常到印刷所检查工作，看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有时候湿度不够，他拿布盖在画上面。

鹿文波制作的第一幅《宋人画册》出来以后，一张真画和一张复制的画放在一起，郑振铎和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看了赞叹不已：“太好了，跟真的一样！”王冶秋亲自叫人给鹿家买了马连良的票，请他们看戏。后来，《宋人画册》做了100幅，那是故宫最好的复制品，被做成册页，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

他们还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印制过彩铜版的贺年片。鹿银鉴记得，当时，毛主席的贺年片印的是东方红，宋庆龄的贺年片印是的梅花，董必武的是一个公鸡，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是每个国家领导人都有。这些东西一般人不能碰，在车间印完以后经他检查才能出厂。按照规定印多少张，不能多也不能少。

他们当年复制的艺术品，都是鹿文波签字以后，才可以付印。“每张画，每修一个颜色，每印一张，都由我父亲签字，他不签字，就通不过。”鹿银鉴说。

一通百通

鹿文波的彩铜制版高超手艺当年在中国独此一家。鹿文波的夫人对4个孩子说：“你们的父亲有这么好的技术，你们兄妹谁来学、谁来继承？”鹿银鉴在兄妹中排行老二，当时高中快毕业了，他说“我跟着父亲能学好”，于是他和二妹两个人就此放弃学业开始跟父亲学习彩铜制版技术。他母亲嘱咐这两个孩子：“那你们要准备吃苦，不吃苦怎么学会，你爸爸当年十几岁就到日本留洋了。”

鹿银鉴曾问过父亲：“我怎么能学得像您一样？”鹿文波说：“一个人学习不在于你今天会，或者你今天不会，而是要入门，进了门，你就通了，一通百通。”鹿银鉴对记者说：“这话到现在我体会到，的确是这样。”

后来文物出版社印刷厂成立，故宫博物院印刷所归并到该厂，国家拨巨资从西德引进最先进的电子分色机、电子制版机、海德堡等设备。当时有人认为，有了外国的先进机器，像鹿文波、鹿银鉴这样的技术人员就可以不用了。然而，用最先进的机器却制作不出好的复制品，有技术问题还得找他们来解决。鹿银鉴说，技术就是这样，一通百通，教科书上没有。

“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打碎了很多人的梦想，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文革”后期，文物出版社恢复工作后，鹿文波已经70多岁，仍被文物出版社印刷厂聘为技术指导，每天上班，却不取报酬。1980年年初，他当选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1980年3月在北京逝世。

鹿银鉴告诉记者，彩铜制版技术到他1985年退休以后就断了。他有5个孩子，但没有一个人承继这项技术。

彩色铜版、珂罗版曾经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物的一个重要特色。珂罗版图书代表作有：宣纸线装本《中国版刻图录》；故宫博物院，上海、天津、辽宁等博物馆藏书法、绘画集以及《鲁迅手稿全集》（6函、60册）等。彩色铜版印制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两宋名画册》、《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集》等。这两种印刷制版技术在艺术品复制当中赋予了作品高贵的品质和逼真的效果，至今无有匹敌。

我国出版大家王仿子1975年出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当年在印刷厂见到的珂罗版印制与印刷占据新厂房整整一层楼面的地方。他在今年5月30日写给《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的信中这样说道：“由于珂罗版印中国书法的独到之处，从那时起我喜欢珂罗版，不管在别的印厂逐渐用胶印代替珂罗版，在文物厂的珂罗版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一直到1984年我离开文物出版社的时候，文物厂的珂罗版还是兴旺的。”

然而，时过境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仿子先生离开文物出版社、彩铜制版技术传人鹿银鉴从文物出版社印刷厂退休之后，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的彩铜制版技术就此失传，珂罗版技艺也随即丢失，两个针对书法、绘画艺术品复制的印刷制版版种如今荡然无存，着实令人扼腕。想当年，国家是花了巨资、请了高人来做这件事情的。

采访鹿银鉴先生时，鹿先生拿着一幅彩铜制作的复制品和一幅用数码技术制作的复制品给记者看，比对起来，质感悬殊。彩铜制作的复制品，那种绘画的立体感和质感跃然纸上，而用数字技术印制的复制品，色彩、层次很难与原画媲美，墨色落笔的那种质感、层次不仅仅只是稍逊几许。

尤其是鹿先生给记者展示的鹿文波最早用彩铜制版技术复制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色彩之鲜润，人骑在马上从容前行的优美姿态，栩栩如生；笔墨细微之处，尤其是轻薄艳丽的服饰、马尾之细腻、生动，翩翩欲动；即使是黑色的墨块，也有绘画着墨的层次感，着墨的深浅随绘画者的落笔行运。整个画面洋溢着灵动之气，呼之欲出。

也难怪，当年文学大家、文物收藏大家郑振铎一直坚持彩铜制版技术复制艺术品，而不屑于上马胶印。

传统印刷技艺如何传承？现代印刷技术如何在艺术品复制当中承继传统技艺的功能和品质？传统技艺如何顺应市场生存并发扬光大？在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之间，这似乎是一个很难两全的问题。纠结之处在于——传统技艺的古老、耗时、产能低下与现代技术的先进、快速、高产有着泾渭分明的“经济鸿沟”。利益的取舍、市场的效益使得现代人更多地注重“来得快”的感受。如今，谁又会耗费三年五载、哪怕是一年半载去做一件事呢？

王仿子老先生曾多次呼吁“救救珂罗版”，也曾多次跟鹿银鉴谈起彩铜制版技术的拯救问题。然而，所有的努力也仅止于呼吁。这里有体制机制问题，有经济利益问题，有技术人才断档问题……

进入21世纪，数字能融合一切，如何让现代数字技术与传统印刷技艺融合，让传统印刷技艺在现代印刷工艺的流程中赋予产品更好的品质，让彩铜制版技术、珂罗版印艺延续新的生命，期待能有中国人对这样的课题产生兴趣而投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