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篇介绍列宁无产阶革命文艺思想的文章由杜国庠所写
1929年3月29日，杜国庠（读音“翔”）以林伯修的笔名在《海风周报》第十二号发表了《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的文章，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普罗”系英文音译，指“无产阶级”。笔者注）底实践性质必然要求”。
文中引用和阐明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的观点。认为列宁这些论述是“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根据”。这是中国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文化界的广泛关注。1930年春，在中国现代史上颇具盛名的革命进步作家的组织“左联”成立伊始，即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郭沫若、俞平伯、夏衍、洪灵菲在《大众文艺》、《拓荒者》、《艺术》等刊物纷纷发表文章，表达他们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看法。
杜国庠的文章，是中国第一篇介绍列宁关于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思想的作品，为现代文学艺术大众化的正确发展道路奠下基石。它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革命作家中展开前后近十年的关于文艺大众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自觉地在深入群众斗争中生活的过程中端正立场，指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毛泽东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历史性纲领性的文献。杜国庠文章尽管在理论还是实践的论述远远比不上毛泽东的讲话那么系统、完整、深刻，但毕竟比毛泽东的文章早发表十三年。杜国庠这一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长时间讨论形成的共识，无疑对毛泽东的精辟见解、高深论述有一定的影响。
杜国庠（1889—1961），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广东澄海（今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
杜国庠生于1889年4月30日，幼年在家乡澄海县读私塾。1907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普通科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并于1916年9月考进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在学时，他聆听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此，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确定了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道路。
在日本留学期间，杜老认识了郭沫若、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并与李大钊等在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复辟帝制时于东京组织丙辰学社，进行反袁斗争。
1919年，杜老在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政党论、社会政策和工业政策、行政法等课程。1920年，与谭平山、李春涛等人创办《社会问题》杂志，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遭查禁后，又于1924年，与李春涛等人把在北京的住所命名为“赭庐”，经常聚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并编印《列宁逝世纪念册》，广泛散发，引起人们对“赭庐”的注意。尤其是在当时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团体——“孤军社”组织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只有杜国庠和郭沫若主张实行科学社会主义，而尤为引人注目。
1925年，杜老回到家乡，先后在澄海、潮安从事教育工作。先在澄海县立中学任校长。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东征时，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金山中学（省立第四中学）任校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积极发动青年参加工农运动；南昌起义军南下到达潮汕时，在周恩来领导下，杜老和郭老一起，直接参加革命活动。起义失败后，杜老经香港流亡上海，并于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肩负党的重托，为团结左翼文化界人士，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努力。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杜老是“左联”最早的成员之一。随后，他按照党的指示，与潘梓年、邓初民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担任“社联”的负责人。1935年，国民党疯狂破坏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杜老被捕入狱。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时出狱。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转入全面抗战。杜老由党组织派到抗日将领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活动，进行救护、慰劳等工作。次年，又到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此后，又与郭老一起退出第三厅，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在重庆开展文化学术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老先后在上海、香港继续做好团结文化人和进步人士工作，直到1949年8月才由香港回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解放后，杜老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厅长，为开创广东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随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和广东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墨名绝学老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
杜老本来是学政治经济学的，但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特别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风气十分浓厚。各个阶级的哲学家都想以本阶级的观点来解释哲学思想史，为自己的哲学观点占据阵地，扩大阶级影响。因此，根据革命的需要，杜老在30年代初期，把主要的研究力量从经济学转移到哲学上来。当时，他埋头研究先秦诸子，而对墨子的逻辑和名家公孙龙子的研究，尤有成绩。他不光是对先秦诸子各家思想学说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论述和分析，尤为重要的是他对先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大量客观事实的研究中得出精辟的结论：“大凡在思想史开端的时候，各家的思想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业化，也不可能专业化的。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所限制，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如果用‘纯哲学’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结果必然要失败，窥得一斑，失掉全豹。然而他们都有各自的哲学做他们思想的基础，不过不是那死板板的学院哲学家罢了。”这是因为杜老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熏陶之后，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这个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才有可能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遗产和纷如葛藤的中国历史思潮之中，理出诸家的来龙去脉，各自的思想体系，以及家与家、派与派之间的相互关系。
正因为杜老治学态度严谨，一贯强调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通过总结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反对当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思潮和唯心主义哲学。他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又严格要求在丰富的资料和翔实的考证基础上作论断，对问题力求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避免偏爱或偏恶。他对先秦诸子中墨家、公孙龙、荀子以及礼法思想的研究，对中古唯物主义者的探索，以至对清初反理学思想的研究，都功力极深。他的有关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著论——《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和《杜国庠文集》等，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哲学思想遗产作出了贡献。因此，郭沫若悼念杜老的诗句：“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正是对杜老的学术造诣的极好评价。
也正因为杜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论述了时代思潮之所以成为时代思潮的道理：一个时代的思想主潮，不是某些个别的学说或派系的思想。一般说来，思想都是实在世界(自然和社会）的运动的反映。而个别思想之所以能够汇合而成为思潮，也正因为它们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反映了同一实在世界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思想没有纵的承借和横的感染(或反拔）的关系，没有它自身的逻辑的发展；而是说，这种关系和发展，归根到底仍然从它的社会根据去找它的原因和说明。所以说，杜老在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闪烁着“马列真诠”的光照。
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
杜老生前喜欢引用“学然后知不足”、“得一善则拳拳服膺”等古训。因此，他越是有学问，越谦虚，越好学。他学识渊博，但只要得求真知，还是不耻下问，从不凭一知半解，就自吹自擂，目中无人，天下老子第一。对于学有专长的，他都十分尊重。如对朱师辙和刘节两位先生学术上的卓见，杜老衷心赞许。在关于荀子的《成相篇》研究中就曾向朱老先生请教，并在自己的有关论著中附录朱老先生论学的长信。1959年开展批判学术界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所谓“拨白旗”的时候，杜老就说过刘节教授有专长，注意不要挫伤他研究学问的积极性。
杜老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常常为得一个小小的论断而花费大量的心血。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提出的论点变动较少，更少有前后矛盾之处。他曾把“惯会向古老的思想武器中，找着他们所喜爱的长满了锈的武器，拿来镀点金，贴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之人，视为时代之落伍者而予以鞭挞。
杜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总是耐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郭老在序《杜国庠文集》一文中曾提到，在墨子的评价上，他与杜老常常“争论得相当厉害”，“我对于他的不客气，我的大刀阔斧式的作风，我自己也知道，恐怕只有杜老才受得了。但我正因此而尊敬他，而爱他，我无论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实际受了他教益不少”。杜老对人的谦和及他那忠厚长者的优良品质，也使著名学者侯外庐永远不能忘怀。
杜老对青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态度，也使受其教诲者永怀敬意。早在1930年初，杜老任上海地下党文化方面的重要负责人时，虽然工作相当繁忙，但他仍经常出席许涤新、蔡馥生等青年组织的读书会，不厌其烦地为青年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带动青年人进步。解放后，他和青年谈治学方法，主张“博而后约”，不博就不会约，只有博才能在“广”中求“深”，才能有比较，有抉择的治学经验，至今仍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杜老虽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但终其一生，不慕名，不求利。解放后，他一直在学术园地里为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而默默地耕耘。他生前曾用“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来表示自己是个不图名利，不求闻达之人。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便桥集》，并说：名“便桥”者，“一来，示别于自珍的‘敝帚’，二来，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的乃至全钢结构的桥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弃置地或拉杂摧毁了它。”然而，后学者正是借助这座“便桥”，在学习的征途上，少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激流险滩，去不断地攀登科学的高峰。人们永远也忘不了这座不朽的“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