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作是《红楼梦》

古代叙事艺术在经历了六朝鬼神志怪书、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之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部长篇名著相继于明代问世，从此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时代。在古典小说创作的这个转型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印刷术的推广与出版业的兴盛。技术因素往往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契机，刻本小说的出版与发行，使小说艺术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产品，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市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同时，由于读者特定的阅读方式以及出版业的商业化趋势,这些因素又反过来改变着作者的写作形式与内容。

作为文人小说，“三大长篇名著”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写作-阅读”方式, 但在素材来源方面, 仍带有“集体性”，整个创作过程是漫长的，它们都是在宋元话本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基础上最后定型的。而文人小说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创作，大约要到《金瓶梅》时代才出现。《金瓶梅》的出世与先前“三大长篇名著”时期相比，显然是小说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因为《金瓶梅》的创作很可能是古代“个人化写作”的先例，它开始摆脱历史和传奇的影响，去独立处理一个属于自己的现实世界，从而拉近了与现代意义的小说创作的距离。与前三者不同的是《金瓶梅》在素材选择上有了新的突破，它基本上取消了原始素材积累与口头流传的话本阶段，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二度创作”，《金瓶梅》更多地继承了《水浒传》的遗产。《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作为一个“片段”被《金瓶梅》移植和放大，虽然表面上与前者仍保持着某种直接的延续性，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公然的反叛与否定，作者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与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也改变着大众的欣赏趣味。

应该说，《金瓶梅》的问世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另一个更大的奇迹则是问世于清代的《红楼梦》。正如《水浒传》预示了《金瓶梅》的出世，《金瓶梅》也同样预示了《红楼梦》的诞生。这三部宏篇巨著无疑是代表着古典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就明清两代五部长篇经典小说的主旨而言，粗落地可以概括为“言德”与“言性”两大范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应当属于“言德”（忠与义）的范畴；《西游记》是言“心性”（佛与魔），《金瓶梅》是言“身性”（肉欲），《红楼梦》是言“灵性”（情欲）三者应当同属于“言性”的范畴。“德”与“性”两个概念无疑是整个传统文化的两个核心，具有丰富的含义，而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几乎构成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

作为一般读者，我们总是孤立地看待一本书籍。但事实上，任何一本好书或被称作经典的书，它都是“历史”地存在着。它有一个文化渊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受到先于它的作者与书籍的影响，然后，又对后来的作者与书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这是一个学习与创新的历史过程。于是，文学作品就具有了某种“生物链”的特征，它们陈陈相因就象星系点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文化的夜空之上。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诗学”与“修正理论”就是在此背景中产生的。在布鲁姆的批评理论中,有这样一些概念如：“正典结构”、“影响的焦虑”、“强力误读”、“对抗”、“偏移”、“转义”、“碎片”、“由高到低”等等。这是后来者在自己的创作中,面对传统必然要采取的有效措施。而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小说创作的经验在《三国演义》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某种“修正”与“偏移”，小说从史实中挣脱出来了。这是一种蜕变，这种情形就象刚出土的蝉甩掉蝉衣获得新生一样。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裨官与史家的关系先是暧昧模糊，但注定要分道扬镳。《水浒传》虽然早于《三国演义》出世，但它的创作却是“强力”的，“讲史”的成分在这里已经有意识地被削弱，市井与平民的成分则明显地增加，语言更趋于通俗化，因而更易于让百姓接受。而真正的反叛与创新则来自于《金瓶梅》，作为《水浒传》的外典，它的创作首先是以对《水浒传》的主要情节与人物的“真实性”（注2）公开地质疑和歪曲为起点的，这是“有意误读”。然后，从题材到人物，从主旨到风格，作出了全面的否定与颠覆，这种创作的变异是“从高到低”下降的过程。至于《红楼梦》，虽“脱胎”于《金瓶梅》，本质上更是反叛和对立的，它完成的是一个“从低到高”上升的过程 。

文学艺术对于社会风貌以及文化心理所表现的广泛性与深度人们早已达成共识。我们看到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再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三大长篇名著之间存在着一种承上启下的关系，就像三座高峰形成一条主山脉绵延于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历史空间，三者相隔的时间跨度也大致相同，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其广泛久远的影响力以及三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性。首先，《金瓶梅》与《水浒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差异性标志着人们的自觉意识观念在那个时代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变。从整体面貌上来看，社会矛盾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两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取代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看到昔日的“江湖”如今 转换成了“市井”，打虎英雄武松退居其次，无赖小人西门庆粉墨登场；昔日男子汉大丈夫的天下，如今变成了裙衩女流之辈的世界。从主旨上来看，《金瓶梅》表面上终止了“言德”的传统，并反其道而行之。取而代之的是“言性”（身性或肉欲），而小说的类型也从“讲史”转化为“世情”。自觉意识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则发生在《红楼梦》创作的时代，《红楼梦》与《金瓶梅》再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二者虽同属“言性”的范畴，但它们对“性”（或色欲）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二者之间的界限不言而喻，正所谓一“黄”一“红”，一“浊”一“清”，泾渭分明。这种反差是一种“对抗”，是高雅与低俗、精神与肉体、灵与性的对抗。当一种人生价值（德性）在《金瓶梅》里自上而下降至最底点时，另一种人生价值（灵性）则在《红楼梦》里自下而上升至最高点。

在这标志着古典小说主流的五部名著之间，存在着某种延续性和差异性，而差异性则是创造性的标志，从中我们所看到的正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自觉意识观念发生深刻转变的轨迹。这五部经典名著就象一座巨大的宝库，这里蕴藏着一个民族全部的智慧和灵性，中国人的德与性、身与心都在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主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人自身”（性情）的关注；二是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关注。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时代，小说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君臣”关系和“兄弟”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但却是局限在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到了《金瓶梅》时代，“性与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红楼梦》要解决的正是这个“两性关系”问题，以及“人自身”的问题。总之，《红楼梦》关心的是人类在情感与精神领域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古代文学艺术通过《红楼梦》最终实现了自身的最高理想和目标。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一部古典长篇章回小说，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书内提及的书名还有《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梦觉主人序本题为《红楼梦》，在第一次活字印刷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而成为通行的书名。原本共120回，但后40回失传。现今学界普遍认为通行本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不知为何人所作。但民间普遍认为为高鹗所作，另有一说为高鹗、程伟元二人合作著续。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考认为是无名氏续，高鹗、程伟元整理。

这部巨著虽然虚构朝代、地点，而且假借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作为故事的因源。却不经意中反映了清帝国下贵族的生活纪实。并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婚丧祭祀制度，乃至服装穿戴、饮食药膳、建筑亭阁、园林造景、舟车行轿等等层面。全书中有很多关于佛教、道教、儒家思想的描写与戏谑。

该书由于影射清宫皇权更迭，成书后受当时严密文字狱制度破坏，主要分为两个版本系统。一为通行本系统，即市面上流行的编、续者为高鹗的版本，全书一百二十回；二为抄本系统，据考证作者是曹雪芹，此版本仅有八十回存世，具体情节与通行本前八十回大体一致，所不同抄本带有“朱批”（脂砚所书对书中内容情节人物之见解、感慨、评语等）而细节诸句略有不同。一般认为通行本是以抄本作为蓝本修改并续作的。

《红楼梦》被评为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以至于以一部作品构成了一门学术性的独立研究学科——红学，这在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自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以来，一般认为曹雪芹以其家族的命运投射在《红楼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