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开创了儒道兼容并蓄思想格局的是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名周，宋国蒙（今安徽省毫州市蒙城县）人，曾做过宋国漆园吏。

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与惠施是好朋友。

家贫，相传楚威王召他为相，被拒绝，“终身不仕”。

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把“道”看作世界的本原。庄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后来的玄学、佛学、理学对它都有所吸收。

庄子哲学主要集结在《庄子》一书中，亦称《华南经》，道家经典之一，为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定为庄子著；外篇杂篇可能掺杂有他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

现存《庄子》的32篇，大多为寓言故事，汪洋恣肆，想象丰富，在文学史上有很高价值。

庄子和《庄子》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儒道兼容并蓄的思想格局，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开创了兼容并蓄的思想格局

汉魏之际，儒学独尊的思想格局结束以后，儒道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魏晋玄学思想家开始着手建立一种新型的儒道兼蓄的思想，他们都大量借鉴了庄子的理论实践，将 《庄子》、《老子》和《周易》并列为魏晋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称之为“三玄”。
著名的玄学家王弼主要通过注疏《老子》和《周易》建立了一个玄学思想体系，提出“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他援引了道家的有无理论，企图建立能为儒道都接纳的宇宙本体思想。稍后的玄学名士阮籍、嵇康开始侧重于庄子思想中儒道兼蓄的政治理论，建立起玄学的政治观，他们针砭时弊，大胆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突出庄子的“游世”旨趣，以此对抗司马氏专制集团的残酷政治，从而也使玄学理论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或仕或隐的思想依据。到了玄学后期，郭象则进一步通过他的《庄子注》而发挥庄子思想，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即儒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使庄子思想中儒道互补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终于演绎成为时代风尚。这样既满足了人们对理论思维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又符合了一般知识分子对异化的现实政治表现的不同需要和选择。
此外，玄学在融合老庄与儒学的过程中，由于借鉴了道家的抽象思辩思想，因而能够在东晋时期佛学盛行的时候，从理论的高度与佛学思想对接，从而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儒、道、释合流的思想格局，特别是老庄关于宇宙本体的理论构架同佛学思想中的“色空”理论水平相若，很容易为佛教僧人引用附会、使释、道能够从同一个思想层面互相融会。
庄子思想中关于“有”和“无”相互关系的那种饶有趣味的解释同佛教中的禅学理论旨趣更为接近，他们对世界的体认方式也极为相似。比如禅学中的参禅打坐的修行方法，与庄子所实行的“心斋”、“坐忘”等体道方式，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很接近，他们都主张从“虚”、“静”的体认中来消除内心的是非成见以及种种世俗观念的束缚，进入无知无欲的心灵境界。再如道、释两家的心物之论也颇相似，例如禅宗所谓的“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又是山”，同庄子的“以道观物，物于贵贱”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到了隋唐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会徜徉在道家与佛教之间，表现出亦佛亦道的精神风采。由于禅学与庄子思想十分接近，使得它们能够由道而禅，融合双方，表现为一种道释兼备的庄禅精神。
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庄子思想并不是宗教，庄禅并称也不意味着庄子思想具有宗教的性质。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弄清老庄道家思想与道教之间的本质区别。
历史上，老子和庄子都被道教尊奉为道教的教祖。老子的《道德经》被神化为 《道德真经》，成了道教第一经典。老子本人被奉为道教教祖。实际上，道教不同于道家，老子和庄子也不是道教的教祖，《老子》和《庄子》也根本不是什么道教典籍。

2、孕育了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

庄子哲学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从而孕育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
周代封建礼制的分崩离析，使一大批以军功和耕耘入仕的新兴地主脱颖而出，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士阶层的地位和身份也大大提高，这就突破了原来的氏族性的世袭制度。这种文化环境，使士阶层的行为获得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就是说，他们既可以选择出仕经世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存志于山林的隐遁闲居的道路。出仕或隐居为一大批具有政治信念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游刃有余的弹性选择，他们性格中可以同时具有出世和入世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从而消解了这两种极端在他们内心深处所引发的尖锐矛盾。
以儒家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断投身现实以执仁行义。在他们心目中，君子必须为道义而生存，即使饿死也不放弃道义，因此他们并不担心贫穷，而是忧心道义不能够遍行天下。他们身上凝聚了强烈的出仕行道精神。然而他们又把政治理想能否实现完全寄托在君王身上，如果君王无意于他们的政治方案，他们则回天乏术，就只好从积极入世走向遁世隐居这一极端。孔子就说过，不能够怀道事君，宁可出世隐居。不过，即便如此，他依然是肯定这个世俗社会的，只是用隐世来缄守自我理想，维护人格的尊严，从不放弃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
显然，这种传统的仕与隐的观念并没有摆脱君臣大义的局限性，仕与隐都表现了强烈的入世主义政治倾向和积极的现实精神。像孔子等人，虽然身隐，却无法摆脱理想政治因现实的阻隔而引起的心理冲突。他们在无法动摇的君主专制面前，不得不将出仕与否的问题从思想观念的层面转换到另外一个层面去对待，这就是要从人格方面消除这种尖锐对立和冲突的心理矛盾。
这恰恰是老庄代表的道家所擅长的。他们由对儒家政治的彻底否定，转向寻求自然的田园山水；由否定世俗社会转而寻求精神的无限自由。这样他们就能够从充满矛盾的现实中抽身退出，体认和把握自然之道的境界。在自然山水之中安放自我、实现自我。所以很多仕途蹉跎的知识分子都不期然而然地接受了道家的这种玄思情趣，把政治生活的挫折转化为心理上对自然境界的向往，从而有效地化解了那种置身于现实冲突的紧张心理，从追求优游自适的精神自由中寻找到了一片心境安宁的天空。
正是道家的这种回归自然的精神，才弥补了儒家企图将出仕与否转向人格和行为的层面所表现出的理论不足。所以，儒道互补不仅从理论上更在实践中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形成了他们所特具的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
当知识分子满怀着理想和信念奔走仕途时，他们尊奉儒学、求取功业；而当他们壮志难酬、仕途受挫时，便不期然而然地发出向往自然、追求精神无限自由的愿望，他们也因此能够有充分的自由在追逐功名的现实精神与轻禄傲贵的自然情趣之间作弹性的选择。仕与隐不再是最初的那种势不两立，而是他们顺其自然的自我肯定。这有助于他们排遣穷通进退的不同困惑。特别是当政治险恶、人心叵测时，这种自由的适时选择和自我肯定又成为他们扬弃现实的思想武器。像陶渊明、李白等都把仕与隐作为表现自己轻禄傲贵、批判现实的有效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构成了士阶层普遍的精神结构。他们入仕为官则遵循君臣大礼，讲究孝悌尊卑，着重于现实的一面；不仕和潦倒则游心于无，追求精神的无限自由。处于顺境，儒家意识占着上风；处于逆境，则道家意识上升，道家的返朴归真、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会成为他们反抗现实、蔑视权贵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解释外儒内道这一特殊的精神结构时说：“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孔孟；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老庄。”（王夫元著《庄子通》）儒道思想的选择完全依由个人置身的环境及心境而确定。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以善好老庄而著称，他们在司马氏集团滥施淫威的黑暗年代，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道家的自然思想反抗庸俗猥琐的社会礼法，存志于山林之中，歌弦自娱，从儒家的功利思想中摆脱出来，追求自我的精神境界。
东晋诗人陶渊明也是基于对当时昏暗的世道和龌龊不堪的官场生活不满和厌憎，从崇尚儒家转向仰慕道家的。他反复在仕与隐之间徘徊，最后毅然摈弃了富贵荣华的仕途生涯，归隐田园，做了吟诗竹篱的山水诗人。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表示，大丈夫应该缄守理想，等待机遇，时机成熟，要倾全力实现理想、成就功业；时机未到，宁可忍辱负重、寂寞等待。在他们身上，儒家的“怀道出仕”与道家的“乘物游心”在一种新的层面上被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此外，庄子构设出的这种外儒内道的人格特征，也影响了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信念。当有人内心想实现某个目标而又无法实现，或即使努力了仍无法达到时，就极力辩解说这个目标没有价值，采用了否认目标的价值来证明自己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其实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追求那个目标，依然期望能达到那个目标。这种人格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缓解了人们对实现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所引起的紧张心理。
总之，外儒内道的精神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像宋代思想家范仲淹当年面临进退两难的政治抉择时所生发出的惆怅一样：“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则根本上消除了穷通进退带给人的精神苦闷。几千年来，这种理论形态和人格特征对我们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识产生了极大的渗透力，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