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

早在1953年，王淦昌先生就兼任原子能所职工夜校校长，组织全所青年工人和见习员提高文化水平。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与年轻的科研人员讨论学术问题，给予启发和指点。讨论中，他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而有所顾忌，他总是认真地听取年轻人的见解，对于他不熟悉的问题，即使是在学术报告会上，他也会坦率地说：“这个问题我不懂，请你再给讲一讲。”对年轻人提出的科学问题，他总是尽其所知，详细给予解答。

原子能院每年都要组织一次“五四青年学术报告会”，只要工作和身体情况允许，王淦昌先生总要出席，并把椅子搬到距离讲台最近的地方，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对年轻人在报告中提出的新思路、新诀窍，他总是要给予热情赞扬，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大胆探索。

王淦昌先生热心关注教育事业。1982年，王淦昌先生因为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把全部3000元奖金捐给了原子能所子弟小学和中学。1996年4月，原子能院成立了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王老又先后捐资4万元。

王淦昌先生始终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他拳拳的爱国之心、严谨执著的工作态度、谦和的待人态度，都深深烙在每个认识他的人的心中。他经常鼓励年轻一代要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一再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要把个人与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王乃彦院士追忆王淦昌

王乃彦说：“王淦昌先生虽然走了，但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财富——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和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1960年，王淦昌被调去九院，负责核爆中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我们核爆试验的次数有限，美国人一年能作几十次试验，而我们大概只能作2—3次，因而需要科学家的认真细致保证成功率。记得有一次在戈壁滩上一个山洞作实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时任副队长的王淦昌和队长赵敬朴同志为了确保实验工作准确无误，决定再次进洞检查。当时已60多岁的王淦昌在已经部分回填的山洞中走了两个多小时，在有些地段还需要爬行前进，将实验设备重新检查一遍才放心地爬出山洞，确保了核爆的顺利进行。”

王淦昌先生身体一向很好，极少生病，为数不多的几次生病，王乃彦均有印象。王乃彦回忆说：“记得一次王老生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和他带的几个博士生打电话给他的秘书，想去看望他，王老却说把工作带上顺便谈一下，结果到了医院就谈上了工作。护士怕我们影响王老休息，王老却开玩笑地对护士说，’没事，让他们谈，这比吃药管用。’”

王乃彦说：“我和王淦昌老师接触比较多是在我到九院工作以后。1978年，他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并亲自创建和领导准分子激光实验室后，我就真正地生活和工作在他身边。他从来都不以长者、老师的姿态来对我进行说教，经常给我说一些科学家的故事，包括他自己的科学经历。那时王老已经年过七旬，早上醒得很早，每天6点半以前，我们就一起从原子能研究所的南区步行到北区，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步行中，王老天天和我交谈的不是科学就是工作，晚上从北区回到南区还要向他汇报工作。”

成就卓著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年仅23岁的王淦昌就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教授，开展β谱学的研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科斯特斯(Kosters)博士报告了博格和贝克博士用钋的α粒子射到铍—7中，产生了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他们用盖革计数器计数后认为是高能量的γ射线。王淦昌当时怀疑说，盖革计数器能够记录粒子数目，但对粒子的质量和能量得不到更多的信息，它可能不是高能的γ射线。王淦昌两次向迈特纳建议：采用云雾室来探测这种粒子，因为从云雾颗粒的密度和云雾径迹的长度就可能对这种粒子的质量和能量有一个认识，但是迈特纳没有采纳王淦昌的建议。后来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用云雾室、计数器和电离室对这种射线作了探测，发现这是一种质量和质子差不多的中性粒子，并将它称为中子，詹姆斯·查德威克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痛失了发现中子的机会。

王淦昌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浙江大学执教。在此期间他提出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用K电子捕获的方法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这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按照该建议作了K电子俘获的实验，测量了反应后粒子的反冲能量。艾伦在1942年6月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1947年王淦昌又在《物理评论》发表了《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1952年，艾伦等物理学家才第一次探测到了单能的反冲核，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后来，莱因斯(F.Reines)等人在核反应堆作实验，终于较精确地验证了中微子的存在。莱因斯因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聚变反应也是一种重要的核反应。1964年，王淦昌提出用激光照射氘、氚而产生中子的设想。海水里含有的大量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

王乃彦回忆说，1978年6月，王淦昌告别工作了17年的九院调到二机部任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花费了相当一部分精力去加强原子能所的学术研究和行政领导，大力促进研究所的各项科研工作新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101实验重水反应推的改建。他还积极促成了从美国引进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的辅助工程，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重水堆和回旋加速器之后原子能研究所最大的一次工程建设，它对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的眼睛比我的重要”

1987年，王乃彦不小心撞伤了眼睛，导致视网膜脱落。王乃彦回忆说：“那时王淦昌先生是人大常委，他多次亲自到同仁医院，我眼睛做手术的时候就守在手术室外面，并对医生说：’一定要保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比我的还重要。’”

德才兼备方为大师。王乃彦说，王淦昌先生的学术成就大家有目共睹，王淦昌先生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以及对朋友和学生的关心也体现在他一生的研究过程中。

1956年9月，王淦昌受组织派遣，去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来任副所长。王乃彦说：“王老的工资比较高，但生活很俭朴，连好点的相机都没买。后来知道，王老将工资的结余全都捐给了国家。”

1999年，为纪念王淦昌先生为我国科学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弘扬他光辉的一生、高尚的品德及为振兴祖国的科教事业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遵照王淦昌先生生前的意愿及其亲属委托，经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设立“王淦昌物理奖”，将王淦昌先生的50万元人民币储蓄作为基金，表彰在粒子物理和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

王乃彦说：“抗日战争期间，他将首饰都捐出来用于抗战。1995年，王老获得了首届何梁何利奖，他把奖金捐给中国物理学会设立王淦昌物理奖，也捐了一部分给王淦昌中学。他的司机都说，王老家里的座椅连自己家里的都不如，客人来了只能坐破旧的藤椅。”

王淦昌先生走了近9年了，在他百岁诞辰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的挚友、学生在诸多刊物上刊出了多篇纪念文章。王淦昌带出来的科研队伍和所有科研人员都相信：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会以王老为榜样，学习他生命不息、攀登不止的科学精神。（作者：祝魏玮）

杜祥琬院士追忆王淦昌

“我第一次知道王淦昌，是1960年在莫斯科。王先生领导的研究组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引起了科学界的轰动。当时很多苏联科学家比较清高，看不起中国科学家。正在莫斯科学习的我从新闻纪录片上看到，苏联学者在王先生面前毕恭毕敬地请教问题。”回忆起最初认识王淦昌时的情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十分感慨。“这个镜头在我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听王老说起“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时，总能使杜祥琬回想起这个镜头。

王淦昌是中国唯一享有“金博士”荣誉的科学家。在他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科学时报》记者专访了曾与他有着忘年之交的杜祥琬。

执著追求 科学报国

青少年时代的王淦昌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他既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又多次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五四运动时，还是小学生的他，就参加老师率领的游行队伍，上街宣传反对卖国、抵制日货，人们赞许的目光在他心灵深处栽下了爱国的幼苗。老年时的他在回忆这件事时曾说：“这是我第一次上街游行，只想着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就是光荣的，大家就欢迎；否则受人唾弃。岳飞和秦桧就是一例，我从小就想着要做岳飞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