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爱情社会大讨论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具有不容忽视的拓荒之功。这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是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一次全面启蒙，是对男女平权与两性关系的全新诠释。尽管这次论战并未帮助人们找到什么是恋爱自由、什么是真正爱情的终极答案，更未能在人们的头脑中确立起一种正确的爱情婚姻观念，但论战本身所体现的探索真理的勇气，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巨大进步。
当然，这次招致满城风雨的爱情定则大讨论，也是付出代价的。最直接受到伤害的就是谭熙鸿夫妇，特别是谭熙鸿，一些不明真相者或封建卫道士，借助媒体对谭熙鸿的行为大加挞伐，使谭熙鸿备受所谓“绯闻”的压力。但谭熙鸿身正不怕影斜，他忍辱负重，默默工作，继续担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认真履行教授治校的职责。他筚路蓝缕，筹建了北大生物系，亲自谋划组建队伍、设置课程、采集标本、招收学生，并担任第一任的系主任，书写了中国现代生物学最初的灿烂篇章。此后大半生，虽然绯闻或谣言总是如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但他淡然处之，事业为重，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农林署署长、全国蚕丝协导委员会主任等职。解放后，担任农业部顾问和中国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中国现代生物科学。
轰轰烈烈持续两个多月的“爱情定则的讨论”虽然偃旗息鼓了，但风云际会，由孙伏园提供的这个论辩平台而无意促成的两段姻缘却刚刚敲响了开场锣鼓。这两段姻缘，一段是鲁迅与许广平，一段是张竞生与褚松雪。
鲁迅虽思想激进，却迫于母命与无爱的朱安女士结婚，长期为旧式婚姻所羁绊与煎熬。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她出生才3天，其父就把许广平许配给香港一位马姓人家，从此，这门娃娃亲就困扰着许广平。为了抗婚和退婚，许广平20岁出头就避走天津入读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马家的人甚至跑到天津去逼婚。
在爱情定则讨论时，鲁迅与许广平素昧平生，然而，他们都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因此不约而同地关注起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的爱情婚姻问题。他们都是受苦人，都有话要说。但因为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学识不同，甚至世界观人生观不同，他们对爱情的看法各有不同的视角，其所以迥然有异，也是殊堪玩味的。
1923年5月25日，许广平以“维心女士”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许广平是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同时她自身又有着包办婚姻的复杂经历，她对婚姻自由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她也最具同情与理解陈淑君情事的条件，但在这篇讨论文章中，许广平一开始就表明她的立场，她对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基本上是否定的，对谭陈的结合基本上是不认同的，甚至对陈淑君还颇多苛责，以嘲讽的口吻说为何不在她姐未死以前或未离开广东之前就变迁爱情，可见陈不能算喜欢自由的人云云，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角色冲突与观念矛盾的双重窘境。
相比之下，鲁迅的态度要开明得多、温和得多。关注爱情定则讨论多时的鲁迅开始显然不打算卷进这个漩涡里，在这个问题上，他乐于当一个观潮派。但6月12日《晨报副刊》刊登了陈锡畴、钟孟公、侠君的三封来信，一齐要求叫停爱情定则的讨论。看到这种消极论调以后，鲁迅终于按捺不住，亲自给主持讨论的编辑孙伏园写信，表明他的立场，并建议不妨继续讨论下去。
6月16日，《晨报副刊》全文登载了鲁迅给孙伏园的来信。编者孙伏园在附答中，充分肯定鲁迅的态度：“但特别对于鲁迅先生的一封，我们须得仔细玩味……他好像动物学家对于毒蛇，心理学家对于疯子，医学家对于传染病菌，别人都吓得掩耳却走，他只丝毫不动声色的取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对于这场爱情定则的讨论，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从他给孙伏园来信的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鲁迅对张竞生的爱情定则的主张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两年后，他在小说《伤逝》中，更提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著名命题，这与张竞生的爱情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从上述简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许广平的爱情婚姻观念，仍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而鲁迅却清醒坚定，直面现实。虽然鲁迅、许广平在精神境界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但由于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引发论战，使鲁迅与许广平这一对未来岁月生死相依的人生伴侣，意外地提前在《晨报副刊》这个公共论坛上神会与过招。
三个半月后的1923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鲁迅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1926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已经相爱得如火如荼，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鲁迅在回信中是这样回应许广平的：“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25世纪。”
鲁迅与许广平因为爱情定则讨论而结下的奇缘，至此已修成正果。
1923年5月，爱情定则的讨论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有一天，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读到一篇作者为褚松雪的文章，大意是她不接受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远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避祸与谋生。文章末尾叹惜自己的婚姻由于粗暴自私的兄命牵累到这个不堪的境地，并誓愿今后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奋斗和牺牲等语。
褚松雪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张竞生的深切同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想想自己的处境，也因不愿意在家庭里过无聊的生活而出来的，也因婚姻不称心如意而寻求摆脱的，更因要为社会的进步而奋斗和生存的。类似的经历使张竞生对褚松雪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侧隐之心，而褚松雪决心献身社会的豪情则颇引起张竞生的共鸣。读罢文章，张竞生立刻写了一封短信去安慰褚松雪，并向她简略地介绍自己的身世。张竞生很快收到褚松雪的回信，两人鱼雁传书不绝。张竞生对褚松雪的认识从模糊的表象到清晰的立体，他似乎发现褚松雪不是寻常的女子。
褚松雪，1896年8月27日出生于浙江嘉兴，她出身书香门第，又幼承庭训，聪明伶俐。女校毕业后，十六七岁即在浙江永康女校、太仓毓娄女校任教。恰在此时，褚松雪的父母先后病逝，四个姐姐也已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哥哥和刻薄寡恩的嫂子。哥哥瞒着把她许配给同县一个张姓人家，据说那个未来的丈夫其貌不扬又很不争气。褚松雪听后如五雷轰顶，为冲出樊笼，在同事和好友的帮助下悄然远赴山西大同云冈女校任国文教员。没想到刚离狼窝，又入虎口，大同要塞司令郑胡以赠剑为名向她逼婚。褚松雪又匆匆避难到更荒僻艰苦的阳高，出任未具规模的阳高县立女校校长。褚松雪连年来在社会上饱经磨折，髫年时代的豪情胜概，确已收敛了许多，但仍透着一股永不屈服的倔强之气。
褚松雪来信说，她性格慷慨激昂，喜欢革命，十多岁时就在上海与社会党人有过来往。这使张竞生感到十分惊讶，又颇为自得。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老革命党。他遂告诉她在民国元年，他曾受京津保同盟会的派遣，携款购买器械前往烟台，帮助蓝天蔚宣布独立，差点遇难的故事。这使褚松雪对张竞生由敬佩而转为崇拜了。他们在信中谈人生、谈学问、谈爱情、谈家庭，无所不谈。谈到婚姻问题时，褚松雪直截了当地表示，她不想结婚，但愿意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情人生活。
在张竞生的安排下，这一年的暑假，褚松雪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秋天，张竞生、褚松雪在北京长老会礼堂按西方仪式结了婚。结婚前，他们已经租好了什刹海北河沿二十号的一座四合院，婚后就搬了进去，还请了佣人料理家务。
这期间，张竞生与褚松雪可谓琴瑟和鸣。有一次，夫妻联袂赴天津向大专学生讲演。张竞生的讲题是《冒险的美趣与快乐》，褚松雪的讲题是《离婚问题》。褚松雪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是一对怨偶，若被婚姻的纽带强行束缚，彼此都会感到莫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则是合理的出路。她还建议，如果女方对离婚后的前景有疑虑，男方不妨先给女方介绍一位相匹配的男人，替他们撮合，及至他们恋爱成熟，原来夫妻的离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天津一般听众都倾向于保守，褚松雪提出的离婚妙计使正处于怀春与做梦年龄的少男少女们面面相觑，举座愕然，唯独坐在主席台上的张竞生为妻子的大胆放谈鼓掌叫好。
这大约是张竞生发起爱情定则讨论的最大收获，也是张竞生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段姻缘了。